黄宗羲和清代浙东史学

黄宗羲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史学家,他的政治思想和史学理论对后世都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明夷待访录》一书,具有浓厚的近代民主思想,《明儒学案》一书则为学术史研究开了先河,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体——学案体.他对明代历史的研究、当代文献的整理等也都作出过卓著的贡献.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上承宋明以来浙东学派的优良传统,同时通过讲学,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形成清代浙东史学流派.所以,黄宗羲又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祖,在浙江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

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仓修良（一）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中,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提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著作目的,他的《史记》确实做到了这点,而成为千古不朽之作。在后来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尽管史学名家代有其人,他们也从不...     

九江出土元代烧钞库印

1983年6月,江西省九江市区山川岭基建工地离表土约2米深处出土一颗铜印。印正方形,边长5.7、厚约1.3厘米;长方形纽,通高6.5厘米。印面阳刻八思巴文篆书五行,先左后右、自上而下依次释其对音为"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印背面右侧直刻汉文"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左侧直刻汉文两行:"中书礼部造"和"至     

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

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的卷首,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而在书中其他篇章又多次论述“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而柴德赓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第4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因而肯定“‘六经     

谈谈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

读了陈其泰同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浅议》(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很受鼓舞。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初期学术界曾展开过热烈讨论,意见分歧,未取得一致看法。我非常同意陈同志的意见;“尽管问题复杂困难,不可能一下子得到彻底解决,但我们现在至少应该作出尝试而不再拖延”。史学史和其他学术史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中国史学史,就是要研究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和各时期的特点。这种规律和特点,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史体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史料范围的扩大等),而且表现在内容上(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传统等)。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它不是孤立的,无论是从产生到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斗争有着密切阿联系。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势必要     

西安长安隋张■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

2006年2~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了一座隋代纪年墓。此墓为长斜坡墓道带三个天井的单室土洞墓,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组成。随葬器物150余件,有陶俑、陶畜禽、陶模型器、陶器、釉陶器、瓷器、铜器和铁器等。据墓志可知,墓主张夫妇合葬于隋大业三年(607年)。     

妇姒启鼎与商代妇女称姓说

妇姒启鼎时代为殷墟三期晚段,该器铭文为商代妇女称姓增添了新例证。综合甲骨金文及文献材料,可知商代妇女称姓,至少有六种形式。正确认识商代妇女称姓的各种形式,不仅有助于甲骨金文人名释读,而且对深入了解商代姓氏制度、婚姻制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俗学为什么需要先验逻辑

康德的先验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理性的误用(越界使用)进行逻辑的诊断和学理的批判,进而把我们的主观看法和意见转换为能够推演的学术命题,而且能够让我们认识到,经验性的研究只能把人当作自然"物"或客观对象,不适用于人的自由。因此,民俗学不仅需要先验逻辑来进行明确的知识划界,而且"需要超越性一跃",即跳出有限的经验界,进入理性的"目的王国",才能真正以实践民俗学的方式论证并维护普通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由此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和伟大的学科。     

盂兰盆之意——自恣日的“饭钵”

“盂兰盆”一词出自竺法护汉译《盂兰盆经》。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探讨“盂兰盆”究竟意味着甚麽。一般引用唐代玄应在《一切经音义》中对该词的解释,即“盂兰盆”意为“倒悬”。自释迦牟尼时代一直至3世纪,佛经是用口语流传的。直至3世纪末,口传佛典才逐渐用梵文改写。唐代玄应缺乏对於印度口语的理解,因此他对“盂兰盆”的解释极其牵强,毫无根据。“盂兰”很有可能是来自梵文odana（米饭）的口语词形olan（a）的音写,这样“盂兰盆”就意味着“盛着米饭的钵”,《盂兰盆经》就意味着“饭钵经”。笔者认为《盂兰盆经》不是伪经,而是3-4世纪竺法护或其他某个译者自一部印度原典所作的汉译。     

《越绝书》江浙两省共有的文化遗产——兼论《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及性质

关于《越绝书》,笔者先后已发表了四篇文章①,对该书一些重大问题,诸如性质、作者、内容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近来阅读了王志邦先生发表在《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2期上的《〈越绝书〉再认识》一文后,颇受启发,觉得有必要对有些问题再谈些看法。尤其是长期以来,对于《越绝书》的归属问题,浙江方志界有些同仁总是拿它作为浙江最早的一部方志,似乎从来无人提出疑义,已成定论。可是我在多次阅读、研究这部书以后,发觉原来并非如此。实际上笔者早在《〈越绝书〉散论》一文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将这段文字抄录如下:其实只要人们在读此书时,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