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安多藏区的法制建设与社会控制

随着对安多藏区国家政权建设的加强,清朝亦强化了通过法律加强对安多藏区的社会控制。这不仅表现在单行法规《番例番规》之上,还体现在相关的土官制度与藏传佛教管理制度的立法方面,将安多藏区作为单独的条目予以清晰化。这些立法既可以看作是"因俗而治"基本指导精神下法律体系的完善,也反映出清朝对安多藏区社会控制的不完整性与过渡性色彩。     

西南地区发现的石敢当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

西南地区目前所发现与公布的石敢当遗存可大致分为三类,各类别在外观形态、制作时间、安放地点和功能意义上存在差异。其中第一类A型石敢当具有典型的道教正一派因素,第三类则不具有明显的道教因素,这种差别可能跟道教正一派在该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结合文献与相关拓片资料,泰山石敢当开始出现并流行的年代应不早于明代。     

论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与归属——兼谈孙吴时期的不归葬

通过对墓葬要素的通盘考察和综合分析可知,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应为孙吴晚期.该墓的平面形制取法鄂城地区,随葬明器则多见江浙地区文化因素,故其丧葬文化兼具鄂城和江浙地区特色.马头墓墓主来自江浙一带,是对其丧葬文化特点最为合理的解释.江浙人士葬身都城以外的他乡之地,在孙吴时期并不鲜见,是孙吴不归葬的真实体现.孙吴不归葬的原因不止是"戎事军国异容"的时局,更在于统治者的强烈忧患意识.马头墓的年代调整为孙吴后,江西地区孙吴、西晋墓葬在模型明器之有无上的差异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与江浙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反映了西晋一统后南方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     

浙江临安牛上头谢氏家族墓地年代与归属献疑

浙江临安牛上头墓地发现砖铭若干,有的带“关中侯谢氏”字样,表明谢氏即其墓主而非制砖造墓的工匠或督办丧事的僚佐。这是浙江地区六朝墓葬中难得一见的证据确凿的家族墓地。通过分析可知,该墓地肇始于东晋太宁三年（325年）,延续至隋仁寿三年（603年）,此“谢”并非陈郡阳夏谢氏,而可能系会稽山阴谢氏。迄今发现的东晋南朝家族墓地为数不少,但在地域分布上以南京地区为多,在墓地归属上以北来大族为主。即便是明确的南方士族墓地,其文化面貌亦多趋同于北来大族。临安牛上头墓地则不然,其墓主系南方士族,墓葬面貌几乎不见北来大族的影响,正是考察东晋南朝墓葬中南北差异的绝佳材料和突破口。     

四川安岳高升大佛寺、社皇庙、雷神洞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大佛寺、社皇庙、雷神洞摩崖龛像位于四川省安岳县东南部的高升乡天佛村。2014年8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文物局联合组成调查队,对三处造像进行了考古调查。大佛寺造像现存5龛,龛内有柳本尊行炼像、华严三圣像。社皇庙造像仅见1龛,龛内为华严三圣像。雷神洞造像仅存1龛,龛内有华严三圣、雷音像。综合来看,三处造像在造型特征、造像组合、造像题材、雕刻技法上与四川地区南宋造像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其年代也应属南宋。三处摩崖龛像的完整刊布为系统研究华严三圣、柳本尊行炼图等题材的演变补充了重要资料。     

湖北老河口北岗墓群发掘简报

北岗墓群位于湖北省老河口市袁冲乡纪洪村。2016年夏季,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清理了其中9座砖室墓,以北岗M5、M6和前岭M1保存最好、随葬品最丰富。三座墓葬皆为"中"字型前后室砖室墓,其中北岗M6带一侧室。墓葬年代均为东汉晚期。方形陶磨、银质狗项圈、鎏金铜鋬和五乳禽兽纹镜等随葬器物在鄂北地区属首次发现。     

明代五爪龙纹瓷的使用及相关问题

明代五爪龙纹的使用规制问题文献记载不明且学界分歧显著。通过梳理明代五爪龙纹瓷的使用人群和使用情况,考述明代礼仪制度中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明代礼仪制度下,皇帝、亲王、郡王和大乘法王都有资格使用五爪龙纹;但除皇帝外,余者不能擅自生产龙纹器;官民禁用龙纹,但御赐者不在禁列。明代五爪龙纹的使用规制不仅着眼于身份等级的配享,更注重于来源途径的合法。明代五爪龙纹瓷的使用情况在嘉靖朝前后发生了显著改变,嘉靖之前符合礼仪制度,且不存在超逾级别的特赏;嘉靖以来,出现了违背禁限的现象,成为晚明社会"僭礼坏乐"的真实写照。     

略论战国秦汉时期的思想整合问题

春秋战国之世、生产发展,社会结构重组．政治集团林立。思想化领域也经历了百家竞起、异说纷呈的空前繁荣局面。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随着国家统一的渐趋实现。思想化领域群龙无首的局面也必将结束。于是。对思想化进行整合、从而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提供一尊的、指导性的新思想武器的任务便摆在了战国末、秦汉时期政治家、思想家的面前。这种整合。以战国末荀子、吕不韦的尝试始,以西汉中期董仲舒的新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