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先生治学答问

自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以来,从上海到北京,从大学到研究机构,从当年满怀激情、初出茅庐的青年历史工作者到成长为如今著作等身、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金冲及先生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在细致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以创新精神作为推动历史研究不断前进的源动力,才能使历史研究更好地肩负起增强人民爱国主义情感、维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伟大责任。对学问扎实深入,对外界不等不怨,对未来充满希望,金冲及先生的话语中流淌着对新一代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深情关怀与殷切期望。     

蒋介石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建

在外敌压境的情形下,如何整合党政军各机构,建构国民党的战时顶层设计,以应对战争考验,是困扰蒋介石的一道难题。1937年8月成立的国防最高会议和1939年2月建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成为蒋解决这一难题的"答案"。事实上,由于国防最高会议与身负战时指挥职责的大本营同时创设,作为国防最高会议后继者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只继承了其前身战时决策机构的身份,并不负责军事指挥,且始终未能摆脱烦冗的日常政务。蒋介石通过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重整各专门委员会,继续壮大自己的智囊团队和幕僚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设,客观上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集权。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共晋察冀边币的应对与处理

过往的研究者对于中共根据地边币的考察往往局限在以中共角度切入,忽视了国民政府的反应与对策。仅就晋察冀边币来看,国民政府在1939年5月至1940年7月间,不仅对其一直持续关注,而且在军委会系统、行政院系统及地方军政部门之间的频繁互动之中,先后推出了3套解决方案。但由于国民政府对中共边币研究不足,了解不够,导致其所制订的对策多停留在纸面而难以在形势错综复杂的抗战前线付诸实施,加之其工作效率亦极为拖沓,造成了以上解决方案在残酷的货币斗争中一一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