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之流动——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9村调查资料为分析对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入侵、共产党革命动员及其乡村改造引起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出现不同于以往在内部压力作用下的"非正常"流动,而这种流动主要受革命政策使然;其中各阶层流动的特征和趋向表明乡村社会严重分化,沿着革命政权构建的方向重新整合,客观上实现着"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图景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共产党革命与乡村社会阶层流动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反映出共产党已取得对根据地乡村社会阶级结构改造试验的成功。     

周恩来总理在花溪

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最崇敬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但他在花溪时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花溪人民心中。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等14国回国后,到贵阳花溪作短暂休息,这是花溪人民极大的光荣和幸福。4月30日中午11点过钟,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提前赶到昆明)乘坐的飞机从昆明抵达贵阳磊庄机场。花溪的天气好象也懂得是欢迎周总理,特别晴     

全面抗战前红军改编谈判中的国共较量

中共是蒋介石的劲敌,也是西安事变善后的主要对象。蒋介石欲收服中共,中共要联蒋抗日。双方不同利益取向却有共同的抗日诉求。抗日促使双方和谈,以达成共识。红军安置问题是双方谈判的重中之重,以此为中心,国共展开较量,围绕红军防地、人数、编制和领导权等进行博弈。蒋介石极力压制中共要求,中共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未完全撤离西安,以及国内的抗日氛围,要求蒋介石满足红军改编条件。受国际博弈和国内政争影响,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时而妥协、时而强硬,中共有限度忍让同时对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让步,最终蒋氏不得不妥协,在人数和编制上满足中共要求,但蒋介石觊觎红军领导权并欲控制中共,加之掌控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导致红军改编未能实现。     

阎锡山与孙中山关系考论

阎锡山与孙中山的关系时断时续。辛亥革命以来,阎锡山出任山西都督后,背离了孙中山及其倡导的革命,且为固位及维护自身利益反而与北洋势力关系密切。但其并未与孙中山完全决裂,而是在孙中山有一定政治上升空间时,又不遗余力地和孙中山联络。当然孙中山的革命也需要阎锡山的加盟。阎锡山对孙中山的态度和行为始终从政治当权者的角度进行理性思考和理性决定。     

中央权势转移中的调适:护法战争时的阎锡山

袁世凯去世后,中央威权进一步低落,各种政治势力围绕"毁法"与"护法"展开博弈。1917年的护法战争就是这种博弈结果的表现之一。护法战争不仅揭示出南北之间的纷争,也凸现了北京政府内部的武人斗法。此种斗争使得中央权势急剧转移。而身置动荡政局的阎锡山,为了能够主政山西,体现他对政治形势的思考及其对权势转移的判断,在各大政治势力间积极周旋,适时调整部署,追随中央掌权派,同时又在各大势力之间"骑墙",维系并提升他的政治地位。阎锡山的这种政治因应既获得了中央政府对其督晋之认同,亦在变动政局中适应了民国时期的政治转型,从而依靠这种政治因应能力,滋长了山西的地方主义,成就了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不倒"。     

在畏惧与自信之间：红军东征前阎锡山对中共的防范

红军东征前,华北局势动荡,陕北苏维埃革命蓬勃发展,对阎锡山的统治秩序造成冲击。阎锡山研究苏维埃革命,既产生畏惧心理,又赞赏中共的民众动员,认为军事防共无用,提出山西全体总动员之防共,着重从政治方面笼络民众,利用富人阶层改变不良政治和社会风气以防共,试行土地村公有以“消共”。受南京中央政府压迫,阎锡山派兵赴陕协助“剿共”,通过驻陕晋军将领汇报,对中共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中央红军转战陕北,阎锡山对中共的军事防范日趋主动,自我感觉防共较有信心,结果晋军防共体系遭到红军重创。阎锡山久经政治变局,多能从容应对。可是面对中共革命,阎锡山高度紧张和焦虑,费尽心机,多方研讨并获取中共信息,对中共革命的认知较为深刻,但应对策略违背经济规律,停留于空想层面,无法消除苏维埃革命并突破当时新旧博弈的社会结构。     

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历程

近年来,中国现代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除了一些经典性论著外,学界的论述多是片断式的,仅仅基于现代性要素的考察,未能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现代化的演进过程;另一缺陷是,各个学科都在简单套用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导致现代化研究趋于有名无实。有鉴于此,笔者在总结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浅谈一下学界对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认识,及从历史变迁的过程来阐述中国现代化的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