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制度变迁中的上海私营金融业

公私合营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旧中国留存下来的金融机构进行改造的重要形式,也是新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私合营银行从1949年出现到1957年归并入中国人民银行的过程,表明在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复杂环境下,公私合营虽然是上海私营行庄公司唯一的生存选择和利益诉求,却也正是"公私合营"体制将私营金融业整个行业引向了历史的尽头。     

上海私营金融业的联合之路:由联合放款、联合经营到联合管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同层次的私营金融业在走向公私合营的共同目标中,所需的时间、具体的过程有着较大的区别。上海私营金融业曾两次组织对生产与其他经济事业的联合放款,此外规模较大的银行较早实现了公私合营,而数十家中小行庄公司则通过组成四个联营集团进行多种业务的联合经营并逐步过渡到两个联合总管理处,实现了从业务到人事、财务、组织多种形式的联合管理,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与大银行共同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政府对上海地区数量众多的私营金融机构采取了导向联放、联营和联管的循序渐进的谨慎政策,是符合整个中国金融业历史实际的正确之举,体现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     

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金融机构述论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华东局制定了接管旧上海国家资本、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基本方针政策,确定了接管机构和职责范围。上海解放后近50家金融机构被接管,经过责财清点、债权债务清理和旧有职员处理的过程,最终被清理结束或改组。对上海金融接管的研究不仅可以从特殊的层面了解旧中国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是如何控制和影响财政、经济和社会诸领域的,从而揭示国民党统治后期财经危机的深层原因,还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国家银行巩固与发展的进程。     

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简况

2002年5月27日至29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市档案馆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上海金 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的40余名中外专家 学者与会,提交了29篇论文,内容涉及金融中心、金融组织、金融机构、金融风潮与市场、金融家的研究以及金融     

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从经济、政治、思想诸方面对上海私营金融业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三反"五反"中,私营金融业业务情况急转直下,传统市场迅速萎缩;资方受到极大的震慑,从业人士思想动摇;同业组织边缘化,无法正常运作."三反"五反"运动客观上加速了上海金融业由私营向公私合营转化的进程.上海私营金融业,作为一种行业,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上海私营金融业与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1950年新中国政府发行了第一笔公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私营金融业在认购初期态度比较谨慎,不久转为积极认购,但进入缴款阶段,各行庄公司之间的情况出现了差别,超额、足额和欠缴、停缴并存。从整体上看,虽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实力下降和业务经营不景气的状况,上海私营金融业仍努力完成认购任务甚至继续认购,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贡献。     

一部研究民国金融史的珍贵史料一《陈光甫日记》评介

陈光甫 ( 1 881 - 1 976)是民国时期金融界中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之一 ,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多个“第一”和“之最” ,他所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最初仅有七、八万元资本 ,到 1 935年已经发展到拥有 40多家分支行、5 0 0万元资本 ,存款更是高达 1亿 4千多万元 ,从一家“小小银行”跃居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私营大银行。此外 ,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具有全国分社网络的中国旅行社 ,和与银行、旅行社都有密切业务往来的宝丰产物保险有限公司等。在银行经营方面 ,他率先提出“服务社会 ,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 ,讲究“稳健、诚信和创新”的…     

一九五○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4年8月14—15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主办的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涉及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以及人物研究等领域,可以说是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展示,学者也对如何推进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做了探讨。兹将会议情况综述如下。一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事务中如何定位,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直接关系到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的安定,因此共和国初期外交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与会者…     

1939—1941年英日关于“扣船事件”的交涉

本文以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梳理了三艘英籍普通商船在1939—1941年被日军扣押以及由此展开的英日交涉过程。日本方面蛮横傲慢,对英籍商船始终强扣不还,对英方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英国外交当局对于涉案船东几度反复的诉求可算尊重,但对日交涉的努力低效乃至无效,正是该时期英国对日外交整体上奉行消极退让政策的必然结果。三艘遭日本扣押的英籍商船及其相关人员的际遇表明,日本的侵华战争归根到底是对和平环境和国际秩序的挑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同样也直接伤害到诸多外国商民的权益;如不及时制止,就没有可以幸免的旁观者和第三方。在日本侵华战争影响下的第三国商民,也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虽然直接相关的资料零散,但是不能忽视,应该纳入抗战史的研究视野。     

晚清郑工借款考论

郑工借款是清政府早期实业性借款之一。1887年,清政府为修堵黄河决口,在户部财用匮乏、各省协款不济的情况下,为应急需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行平银100万两,是为第一次郑工借款;次年因用款不敷,再向汇丰银行筹借库平银100万两,即第二次郑工借款。两次郑工借款的举借过程,反映了清政府对外债作用的认识逐渐由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延伸,表明其外债观念正发生着与前不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