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夫人及长女之死

1968年6月24日夜,风雨交加,就在这一天晚上,张太雷的夫人陆静华及其大女儿张西屏两人同时死于常州南大街自己的住宅内。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是常州当代三杰,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和领导人。张太雷为了革命事业身先士卒,在1927年12月广     

皖南事变善后过程中的日军因素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国民党持续推进"剿共"部署,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亦有计划于1941年春季集中兵力肃清河北、江苏、山东三省.中共中央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应对方针.就皖南事变一事,日军认为国共最终会相互妥协,不会对战局造成大的影响,参谋本部亦因"南进"方针,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计划,要求其在"南进"之前对国民政府军事施压,以便于从中国战场脱身.中国派遣军趁汤恩伯集团为"剿共"而调动之际发起袭击,即豫南会战.中共继续在军事上保持克制.豫南会战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剿共"部署,但未能改变其方针,国民党甚至讨论赶在日军进攻陕西之前,先出兵攻下延安.就在此际,日军开始为消灭卫立煌集团而集结兵力,并有意散播将进攻陕西的虚假情报,隐藏其作战计划.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软化立场向中共请求支援,许诺中共"配合作战"便可谈好"根本问题".在皖南事变善后的过程中,日军虽非有意去影响国共关系,但其军事行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国共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转机".抗战期间日、国、共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战时中日特殊关系下的外交畸形——关于汪伪驻日使领馆实态的考察

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两国外交关系处于"特殊"时期。中国政府1938年1月与日本断交之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成立,日本政府迟至11月30日才对此予以承认,双方随后建立起了一种"畸形"的外交关系。期间的汪伪政府驻日使领馆,既是这一"畸形"关系之下的产物,又是我们研究汪日"特殊"关系的标本。本文主要依据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汪伪大使馆的有关档案,对于中日战争后期汪伪使领馆的实态进行一些简略的考察。从编制和经费上看,其重上而轻下;从日常工作上看,其重虚务而轻实务;在最为重要的侨务工作上,其无意又无力;期间,并伴随着其人事变动之快和工作效率之慢。作为战时中日"特殊"关系之下的一个怪胎,汪伪驻日使领馆的这种先天缺陷、后天不足的"畸形"实态,亦终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而破产。     

全面侵华时期日军的对华持久战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军开始加强对持久战、总体战战略的研究,在理论与制度上进行准备。《帝国国防方针》确定,日军战争战略以速决战为优先,同时兼顾持久战,以美苏为主要假想敌,将中国排序于其后,并据此确定了对华军事部署。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希冀以有限的兵力实现速决战目标,其间虽亦制定了对华持久战规划,但出于对战争前景的乐观预期,日军对自身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的效果做出误判,无法下定实行战略收缩以减少消耗的决心。因此日军持久战计划多次让位于其"速决"投机,在投机失败后,又不得不因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迭代,缺乏政策稳定性,其原因是日军对中国军民抗战能力与决心的低估。     

历史学的嬗变与日中战争史研究的未来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乃至世界的近现代史研究,发生了巨大转变。其特征简而言之,包括"多样性""多层次性""跨界性"。"多样性"是指研究方法论、研究对象,乃至进入研究视野中的人物的明显多样化。"多层次性"指不局限于对特定地域的历史现象,进行单一角度的分析,而利用多层次的分析,来展现、对比多重的历史景象。而"跨界性",自然是指强调国际化的观点,超越国界、边界和地区的界限。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就是尤其重视"对话和比较",不在特定的专业     

“元首”之争——华北、华中日军围绕“中央政权”的博弈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日军企图在华北扶植独立的伪政权,甚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国民政府取而代之。为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陆军省的支持下,试图说服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以"新中央政府"为目标扶植华北伪政权,并逐渐得到了日本中央认可。然而,在南京陷落前后,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扶植华中伪政权争夺未来"新中央政府"地位,与华北方面军爆发冲突。此事最终虽因日本中央协调,以确立华北伪政权优势地位而得到解决,但其反映的日军内部围绕自身利益的博弈,也为后来对伪政权政策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但日本当局并未应汪伪政府的要求,当即对其加以承认。同年11月,随着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双方才正式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当局对承认汪伪政府迁延日久,一方面是要通过日汪基本条约确定在华侵略利益,另一方面认为汪伪政府实力不足,无法借扶植汪伪政府来完成其侵略目标,要"解决事变"仍需进行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庆工作"。由此,日本当局的政策一直在扶植汪伪政府与加强"重庆工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政治、外交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均影响了日本当局的相关决策,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通过考察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经纬,相信对了解日本侵华期间的决策过程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