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现藏的两部永乐版《甘珠尔》

《甘珠尔》是藏文bkah·hgyur(以下凡引用藏文处均用拉丁文注音转写)的汉文音译,其意为"佛之教诫译本",相当于汉译佛经"经、律、论三藏"中的"经"和"律"。公元八世纪中期,吐蕃的佛经译师们即已开始汇集各种佛典的藏文译本,并编了三本目录(现仅存一部)。十三世纪末,     

日本战前的“唯物论研究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所奉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革命学说。党的奋斗目标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因此,日本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屡遭日本反动天皇政府的残酷镇压与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传     

日本滋贺县发现可证实古坟时代畜耕的耙

滋贺县教育委员会和埋藏文化财中心,在该县蒲生郡蒲生町市子冲堂田遗迹内,发掘出古坟时代后期(五世纪后半至六世纪初)使用的一批木制农具,其中有(耒巳)等.据同时发现的祭祀用的陶器证明了它们的年代. 从一件比较完整的耙来看,是在木质的长40厘米、宽10厘米、厚8厘米的底座上,插入用于耕土的木齿.木齿长30厘米、直径5厘米,现残存两根。如果复原,底座长1.2米左右,齿约十根,在底座上还有     

陕西澄城刘家洼遗址东I区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技术与资源研究

<正>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2016年底,部分墓葬被盗,后追缴文物400余件（组）,包括鼎、簋、壶等青铜重器,表明此地应是春秋时期的一处高等级墓地。2017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刘家洼东Ⅰ区、东Ⅱ区与西区（鲁家河）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西藏芒康县查果西沟B点、崩隆达、纳日贡吐蕃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在2021年开展的全国石窟寺（石刻）专项调查工作中,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芒康县文化局以及昌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地处西藏东部的芒康县境内的3处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与记录。3处摩崖造像分别位于芒康县纳西乡觉龙村、帮达乡然堆村境内,共发现11尊造像,通过比较造像特征,确认其中10尊佛教造像具有显著的吐蕃佛教造像风格。这些造像既有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有罕见的内容题材,它们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吐蕃佛教造像的空间分布、艺术传承及思想传播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又推动了唐代汉藏文化交流和唐蕃古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索氏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

一1973年6月,山东省兖州县嵫山区李宫村农民在挖坑时发现一批铜器和陶器。器物送交县博物馆后,县博物馆派人去现场作了调查。李宫村位于兖州县城以西20公里,在兖州、汶上、济宁三县交界处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黄土高地上。1957年文物普查时,曾在这一高地上发现20多处古代遗址。这批器物就出土于李宫村东的一处商周时期古遗址上。遗址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80米,地表散布古陶片,多为绳纹粗红陶,也有少量褐陶     

汴绣奇葩——邓小平绣像制作成功

我国目前最大的汴绣人物绣像——邓小平同志肖像,近日在河南开封汴绣厂,绣制成功。 汴绣又称宋绣。它源于民间,盛于距今800多年的北宋时期。1954年,开封汴绣厂成立,技艺人员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刻求创新,使千年古绣,焕发生机。近年来,开封汴绣厂的刺绣大师们,又开拓了绣制人物肖像的新领域。他们为文莱国王苏丹陛下刺绣肖像,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及夫人刺绣肖像,为刘少奇诞     

周公庙07TG5与TG6堆积结构分析——兼论“发掘区堆积结构分析方法”

厘清聚落结构是判断聚落性质的前提。发掘区"堆积结构"分析,有助于聚落结构的厘清。本文在阐释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2007年周公庙发掘的两条探沟资料为例,从堆积单位的考古学文化归属和期别年代判断、功能属性判断与堆积类型划分、堆积单位"区位"特征分析、堆积类型的阶段变化解析入手,结合发掘区的聚落区位背景,探讨了周公庙遗址商周时期聚落与社会变迁的相关问题,得出了一些有益的认识。同时,总结了发掘区"堆积结构"分析方法的一般技术路线,指明了其中重点与关键,或可裨益于今后同类研究。     

湖北枣阳九连墩M2乐器清理简报

2002年枣阳九连墩发掘了2座大型楚墓,M2保存完好,出土乐器22件(套),涵盖金(铜)、石、革、丝、竹、匏、木七类,其中木瑟座和竹舂牍、木雅、柷为首次认识。墓葬出土乐器种类齐全,保存完整,为研究先秦乐器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宋朝的配隶法与厢军中的配军

宋朝的配军制度,是建立在配隶法基础上的强制罪犯充军的集兵制度,是宋代兵制中于募兵制之外又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配隶法自宋初实行以后,逐步成为一个内容繁杂、适用于各种犯罪的刑种。两宋时期的厢军是配军数量较多的军种,配军不仅集中分布在厢军的牢城营,而且在厢军其他重役军分和一般军分中都有较多分布。由于配隶法适用范围的泛化和枉法滥配现象的大量存在,宋朝牢城等配军军分的溢额成为一种常态,配军数量十分庞大。宋统治者之所以将罪犯配隶充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直接控制一批能够服兵役和劳役、随时听候国家调遣的人力资源,配军的存在也因此具有了其自身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