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引领时代的践行者

正在革命年代,中共通过培养和塑造一批批劳动模范,在引领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示范和带头作用,为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社会基础。几经革命的锻造和磨炼,劳模这个群体作为时代性的产物,更造就的是劳动起家、勤劳致富、劳动光荣的劳动理念和劳动精神,其背后积淀的厚重历史实践经验同样值得后人不断发掘和继承。尤其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重视弘扬劳模事迹和劳模精神,以期在新时代为进一步引领广大人民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崇高理念提供宝贵的典范。     

佛教见证中国文明史进程

正中国在近代遭遇了与西方文明的一系列碰撞,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仁人志士以种种努力不断寻求对西方的理解,以看清自己身居何处,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此同时,西方的汉学家们也在尽力探究对中国文明遭遇与出路的了解,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近代中国发生的一切巨变以及面向未来的可能方向,他们往往选择了回到过去、检视历史的路径中。美国汉学家芮沃寿(Archur F.Wright)就是在这样的强烈现实关怀下,把目光转向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佛教史,写出     

重温钟敬文的民俗学时代

正钟敬文先生(1903—2002)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散文家,被誉为现代中国民俗学之父。董晓萍在《跨文化民俗学:钟敬文留日个案研究之一》和《跨文化民俗志:钟敬文留日个案研究之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两书中集中呈现了钟敬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日本前后从事民俗学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为我们重温其民俗学时代的知识创造和影响力提供了难得的学术史图景。     

《十里八村》话山西

正众所周知,山西,自古以来,表里山河,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北有恒山、五台山,南有中条山、太岳山;境内又有黄河、海河两大水系,尤其是汾河,由北向南,从十多个县市贯通而过。这样的地理生态环境造就了山西地方社会特有的人文区位结构和文明进程。常言道,中华五千年文明看华夏,华夏文明看山西,而晋南河东地区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早已被考古学界所证实。     

“门”字一钩索命

“门”的繁体字是“門”.为了字型的匀称和变化,书家往往在右边门下面带上一钩.谁知竟有人为了这一钩送了性命.那是明朝洪武年间的事.京城里有座学府,重新修茸了“集贤门”,需要题写匾额.“书学大家”詹希原的大字被称为“国朝第一”,“集贤门”的匾额自然也非他莫属.詹希原在题写时,照例又在右边门下带上一钩.一日,朱元璋出巡到“集贤门”,抬头见到     

土地、劳动与观念——1949～1957年山西省农民生活变革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私有生产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之间产生了矛盾,于是国家积极引导广大农民走向农业集体化。以互助合作方式开展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整个农村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山西省农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土地由个体私有变为集体所有,农民的个体劳动为集体劳动所取代,这一根本性变化确保了劳动的计划性和组织性。通过集体劳动,农民的主观认识也不断发生改变,集体主义观念逐渐形成。     

康熙粉碎“台独”

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东南沿海近海的大小岛屿均为清政府所控制,中国大陆已完全统一。此时康熙皇帝决心出兵收回台湾。     

袁世凯送龙袍

1916年,袁世凯正式称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他做皇帝之前,总统府给他特制了一件龙袍,龙袍上有龙九条,蜿蜒全身。袁世凯看了不悦,认为这九条龙是散龙,龙气不团结,于是又命重做一件九条龙团结在一起的龙袍。龙袍做成以后,袁世凯试穿了两次,进行登基演习。     

榆林佳县龙泉寺石窟调查简报

龙泉寺石窟位于榆林市佳县刘国具乡白家下坬村的石佛堂圪堵,现存四窟。文章对该石窟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学记录和绘图。该石窟在伪齐阜昌六年(1135)开凿,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重建观音殿,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创修药师殿和土地殿。该石窟的发掘为进一步认识榆林地区宋金至明代的石窟分布、石窟形制及造像特点,以及当地的人文、历史等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重视和保护乡土景观

正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开篇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与这乡土性直接关联的便是那土头土脑的下乡人了。在城里人看来,乡下人显得土气,但这土气却是祖祖辈辈在土地上靠农业谋生积淀而成的一种乡土社会的特质,世代相传,承载了中国乡村文明的绵延不绝的历史基因。当前,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如何留住乡土,振兴乡村,再造基层社会的文明新秩序,则成为新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新使命,是机遇,也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