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和续编两书中若干八思巴字印章文字的订正和补释

近几年,一些文物保管部门编辑本地区所藏文物实物资料,集中刊布于世,如笔者所见印章方面的专集有《西藏历代藏印》(编著欧阳贵、其美,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吉林出土古代官印》(编者张英、任万举、罗显清,文物出版社,1992年10月)等,这为使这些历史文物对后人应发挥的教育作用,为有关学者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是件好事,值得称道。笔者最近又看到由吴钢主编的《陕西金石文献汇集》这套丛书中的《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王翰章编著,陕西省古藉整理办公室编,三秦出版社,1990年4月)和《陕西出土历代玺印续编》(王翰章、王长启编著,陕西     

阿城区红星镇发现勿吉人居住址

阿城地区一直作为金代的发源地和其丰富的金源文化遗存被人们所知,但阿城地区其他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也相当具有考古及研究价值,本文就阿城地区新发现的一处勿吉人居住址的调查进行了阐述及论证。     

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

八旗索伦的编旗设佐早在其南迁内徙之前即已开始进行。八旗索伦旗佐组织的编设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清太宗崇德年间开始至清世宗雍正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其旗佐组织的编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有如下几种不同的情况:南迁之前索伦牛录的编设、顺治初年南迁之后布特哈八旗佐领的编设、黑龙江将军设镇后驻防八旗佐领的编设。清政府八旗索伦编旗设佐,其根本原因主要是考虑清朝北部边疆防务的需要,以及八旗索伦精于骑射、骁勇善战的民族特点。清政府对八旗索伦大规模的编旗设佐、实行八旗制度,不仅对清朝巩固和稳定东北边疆并防范沙俄侵略有着现实意义,而且对清代八旗索伦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发现的13世纪蒙古帝国的造币厂——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和田）和喀巴克

新疆——对于无数研究东方钱币的学来说,都是一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这里曾出土过无数神秘待考的神奇钱币。甚至就在30年前,许多钱币学都根本无法想象,在西域马斯乌德（回历670年／公元1271年至1272年,AH670／1271—72AD）改革之前,该区域众多的造币厂曾打制了大量的钱币,早在1981年K．Baipakov和V．Nastich教授的章中,第一次提到在奥特拉（Otrar,吉尔吉斯坦南部）13世纪的一个银器及钱币窖藏中,发现叶密里,博乐和当时其他一些新疆境内的地方打制的银币（Baipakov,Nastich,1981,pp．20—62）。     

清代制钱之满文与钱局

终清一代,统治阶级为维护其封建统治,竭力提倡“国语骑射”,这不仅反映于政治、军事领域,就是在货币经济领域亦不例外,清代制钱之满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清代鄂温克族农业的发展特点

鄂温克族的农业并不是在自身的传统渔猎采集经济基础之上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周围农业民族的影响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据文献记载,至迟在明末居住生活于黑龙江上游地区之时,鄂温克族即已结束了原始、单一的渔猎经济结构,不仅畜牧业有了相当规模,而且在交错而居的达斡尔人的直接影响和带动下,部分定居生活的鄂温克人也随之开始经营农业,或者把农业作为副业经营,其宅旁园地业已初具规模.但是,当时经营农业的鄂     

占领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出席阿马斯特国际会议的观感——

去年八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阿马斯特大学召开了占领日本问题的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Ocoupation of Japan)。说起“阿马斯特”,恐怕不知道的人不在少数。但它同日本的关系却是长而且深的。这一点在该大学校长的欢迎词中也谈到了。这所大学是内村鑑三、新岛襄曾经学习过的学校,也是因曾说过“年青人!要胸怀大志”而知名的克拉克博士的故乡。在同志社大学里,由于新岛的关系建立了阿摩斯特纪念馆(馆长是奥提斯·凯利),阿摩斯特就是这里所说的阿马斯特。但是在当地,它的读音近乎‘恩哈斯特’,这里按日本报刊的标音方式说作‘阿马斯特’。     

努力克服资源约束实现青海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要保持青海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增长方式,处理好增长速度与效率、效益的关系,克服土地、矿产资源、水资源等生产要素制约,努力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     

西夏文字新考

西夏字是模仿汉字创造的表意字。我认为二有大致相同的特点。至于不同点大要有以下几点：     

杨仁恺先生论古代书画（天津篇）（中）

44．吴伟《谈道图卷》（绢,墨）津70078 江夏吴伟拜画款。人物白描,树石亦佳。精!拖尾铁保乌丝栏小楷书《黄庭经》。 吴伟画多大写意,细笔白描作品少（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各藏白描一两件外,概不多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