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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新华 《安徽史学》2018,(1):62-69,161
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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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美对抗格局的形成,使原已存在的东南亚华侨问题更加复杂。美国旋即从遏制中国的角度介入该问题,并制定了详尽的政策。例如,鼓励台湾当局争取华侨支持;排斥中国在华侨教育中的影响;鼓吹“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充分发挥香港在华侨政策中的独特作用;等等。1960年,美国又根据形势发展,调整了它对东南亚华侨的政策。但是,不管美国的政策如何变化,其遏制中国的基本目标却始终如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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