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谋北大核心CSSCI

"宋案"是由多个情节次第演进而成的复杂案件,杀宋是最后一个环节。杀宋之意产生于袁世凯主导、赵秉钧参与的洪、应构陷"孙黄宋"计划失败之后,造意者为洪述祖。洪与赵关系并不融洽,因此他不可能将杀宋计划告赵,加之赵在宋被刺前多日已将"应密"电本交与洪掌管,故赵对洪、应图谋杀宋并不知情。洪、袁关系极为密切,洪曾试探袁是否同意"收拾"反对党一二人,被袁拒绝,洪遂转而以子虚乌有的"燬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诱使应杀宋。故洪实为"刺宋案"唯一主谋。袁虽与刺宋无直接关系,但由于案发对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极大冲击,一旦宋案其他情节再曝光于法庭,对其将更不利,故他明知洪为杀宋主谋,仍故纵其至青岛德国租界,明知赵与杀宋无关,仍竭力阻止其到沪自证清白,洪因此得以暂时逃脱严惩,赵则牺牲了个人声誉,成为袁的"挡箭牌"。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

百年来,袁世凯一直被很多人视为民元"北京兵变"的主谋,然而却没有一条可信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被研究者广泛征引的刘成禺《民元北京兵变内幕》其实是一条假材料。而透过其他许多可靠材料,可以看出,南方在永久首都和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做出了重大妥协,因此袁为"争都"而策划兵变没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亦可看出,袁对南下就职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起初因有后顾之忧不愿立刻南下,而后随着局势变化,逐步变为积极行动,只不过由于袁克定等突然发动兵变而中止。至于袁克定等之所以要发动兵变,阻袁南下,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前途和既得利益会因袁南下就职而受到损害,而不能像袁那样从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考虑问题。从最终结果来看,袁世凯固然是兵变受益者,但因兵变失去控制,由"政治性"兵变演变为"真性"兵变,并蔓延到其他一些地方,导致袁在国人及外交团心目中的威望遭受重创,从而对南北合一后新政府的建立和运行造成一定影响。     

有贺长雄与民初制宪活动几件史事辨析

有贺长雄受聘为袁世凯法律顾问的准确时间是1913年2月,初次续聘则在当年7月国会即将开始草宪工作之际,由代总理段祺瑞签署续聘合同.他能够被续聘,与他在此前抛出《观弈闲评》,提出有利于袁世凯的“国权授受”说及主张“超然内阁制”,有密切关系.同时,《观弈闲评》的出笼亦成为袁世凯对即将开始的草宪工作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至于《共和宪法持久策》,则是有贺长雄在《观弈闲评》未能对草宪工作发生影响的情况下,针对当年10月出台的“天坛宪草”第一稿直接发出的攻击,是草宪过程中总统制与内阁制两种主张争斗的产物.以往研究者将其与1915年秋才发表的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相提并论,说它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之作,是完全错误的.此时的袁世凯应当说尚以实行总统制为直接诉求,并未想放弃民主共和.     

“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质疑

俞江先生1999年撰文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政院档案中发现了“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分别称之为“甲残本”和“乙全本”),并对两种宪草进行了初步研究。然而,通过进一步研究,可知所谓“甲残本”,并非宪法草案,而是度支部员外郎李景铭翻译日本学者北鬼三郎《大清宪法案》一书的部分内容,系为主持纂拟宪法的载泽等人提供的参考资料而已;“乙全本”宪草有可能是民间立宪派团体或人士所纂拟,似不能说是清廷秘密立宪的产物。     

疑心生暗鬼——赵秉钧如何被“误”为宋案主谋

宋案中赵秉钧的形象,实际上是由袁世凯、国民党、当时舆论及后来研究者多方扭曲、误解而成的。就事实来看,赵秉钧绝非宋案主谋。其致洪述祖、应夔丞函完全不针对国民党,其送应夔丞密码电本也无对付国民党目的。他曾卷入构陷“孙黄宋”阴谋,但又中途退出,并将“应密”电本交给了洪述祖。洪、应后来策划杀宋,赵并不知情。说他为“长保”权位而杀宋则是个伪命题,因宋教仁被刺,适逢临时政府期限将届,不论有无刺案发生,赵秉钧都将卸任;而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对赵秉钧而言非但不是威胁,反而是机会。宋被刺后,赵欲辞职自证清白,因受袁与总统府人员、部分国务员以及一些舆论反对而未果;赵拒绝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背后也是袁世凯在起作用。但袁所为也并非因为他是杀宋主谋,而是为了防止宋被刺给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进一步冲击。故可以说,赵其实是以牺牲自己的声誉为代价,维护了袁的利益。袁没有理由将赵毒杀,事实上,根据医学检验报告,赵也是病死而非被毒杀。百年宋案谜团不能解开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赵秉钧被严重扭曲、误解的本来面目未能得到还原。     

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

就教育背景来看,近代中国大学的史学教授略可分为三代。第一代为科举时代的人,第二代为新式学堂或学校教育时代的人,第三代为大学教育发展时代的人。从数量来看,第三代占了近85%,是史学教授群体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但就影响而言,第一代和后两代之间,以及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往往存在学术传承关系,因此前两代的重要性绝不可忽视。第三代史学教授,大部分出自北大、清华、燕京等少数几所大学,其中超过半数又曾在国外大学或研究院(所)接受过教育。尽管当时教授流动极为频繁,对各大学都产生了冲击,但北大等少数大学的史学科系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师资阵容的相对稳定,这就使得它们能够巩固其地位和影响。至于本国史教授与外国史教授势力之悬殊,以及许多留学生回国后改治国史,除了因为在国内缺乏研究外国史的条件等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许多人其实在主观上更重视本国文化历史的研究。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近代中国大学史学科系设置考察

近代中国大学的史学科系,始建于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中国史学门是最早设置的一个史学科系建制单位。伴随着大学教育的逐步展开,史学科系数目亦随之增长,但由于少数地区集中了多数大学,史学科系在布局上也相应呈现极端不均的特点。这不仅造成师资过于集中于某些大学,而且影响其他大学史学科系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教育部从30年代起严格实行限制文、法等科发展的政策,加之战乱、经费短缺、生源不足、师资匮乏等因素影响,致使许多大学不得不采取史学与文学,史学与哲学,或史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合科设系的办法。这种做法,与当时学术分科发展的趋势其实是相背离的,也是近代中国一些大学的史学与相关学科发展不够充分的一个表现。     

浅论李鸿章幕府──兼与曾国藩幕府比较

清代幕府为人才之渊薮。嘉道以前,幕中多出学术人物,嘉道以后,则多出封疆大吏。如陈銮之出百龄幕,林则徐之出张师诚幕,胡林翼之出陶澍幕,左宗棠之出骆秉璋、曾国藩幕,周馥之出李鸿章幕,均是显例。但从对晚清政治的影响来看,出于幕府的封疆大吏,无疑当以李鸿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