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民俗史写作模式的合理性

我想表达三点感想： 第一,我们在学习民俗学的过程中,最早不管是看哪些学者概述性的定义,往往是把民俗学说成既是历史学又是现代学,同时又跟人类学、民族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想我们能够感觉到民俗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当中存在着一种相对混乱的观念,往往要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摇摆不定地寻找自己的定位。     

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

1970年代末迄今的30多年,是中国民俗学近百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民俗学逐步矫正了此前20多年间由于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多干预而造成的严重不足,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前、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学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重建,并获得了巨大发展：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诸多新的成绩,对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公共领域也做出了新的贡献,尤其以它所推动和积极参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影响深远。但同时,它在理论探讨、学术实践和学科定位等方面,也日益凸显出了许多深层的内部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属于中国民俗学所独有,有的则是世界范围民俗学的通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学者的任务,也是世界民俗学同行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形象与想象:柏林的都市民族学

<正>首先,我想向各位介绍一下我的两个"家园":一个是我的学术"家园",即欧洲民族学,另一个是我的"家园"城市柏林。我希望这些有关柏林以及我和同事们在那里的工作的概述,能够给大家一些关于我们所说的"都市民族学"的印象。都市民族学这一领域,也是我目前为数不多的"户外"研究范围中的一项工作,它能够使我获得几个小时的时间,得以逃离书桌和各种行政事务。     

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的学生培训与课程设置——印第安纳大学访学札记之二

印大民俗学系(2000年更名为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在美国之所以享有很高的声誉,除了它建立历史长(它是美国设立最早的民俗学系)、教职员工多(目前有16位专职教授、11位兼职教授、6位名誉教授、3位特别项目教授、4位办公人员、1位管理民俗学图书馆的博士)、著名教授多(以后我们会进一步介绍他们)之外,开设课程多和招收研究生多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民俗学专业的学生,     

阿兰·邓迪斯:精神分析学说的执着追随者和民俗学领地的坚定捍卫者--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二

在当代美国民俗学者当中,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大概是中国民俗学界最为熟悉的一个名字。在美国民俗学界,这个名字也是既响当当但又颇引起争议的一个:因为他在民俗学的诸多问题上的卓越成就,因为他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执着追求,也因为他那特立独行、坦率直截的个性。2001年6月13日,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

我们于2000年8月～2001年8月在美国访学期间,曾经有计划地对10位当代美国民俗学界有影响的学者进行了系列访谈,其中包括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亨利·格莱西(Henry Glassie)、琳达·戴格(Linda Degh)等,访谈的内容广泛涉及当代国际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民俗学发展的新视野、民俗学在未来的兴衰、民俗学与人类学的联系与区别、民俗学者的人生旨趣与人文关怀,等等。     

印第安纳大学访学札记

最近,一位去年来印大做访问学者的老师因为访学期满,准备回国了。谈到在这里一年的感想,她说,最留恋的,是这里宽松美丽的环境、发达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和方便的计算机使用设备,以及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便利的设施和完善先进的服务系统。她所讲的,也正是我们到这里以来感受最深、感慨最多的事之一。     

朝向民俗学的新视角

<正>2010年3月29日—4月9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共同邀请,德国著名民俗学家和欧洲民族学家、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教授前来北京进行学术交流,并先后在北师大和社科院举行了四场学术报告。     

体验国家的边界——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旅游为个案简

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旅游,主要包括自然风光生态旅游、民族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越边境风情旅游、历史遗存旅游和红色旅游五种类型,它们都被统一在“边境”这个核心概念下,构建了一个以“边关风情”为主题的旅游体系。通过运用口头艺术及其他多种民俗资源,并以各种手段表演边疆元素,当地的旅游客观上为中国内地游客提供了一个既能欣赏边疆独特风情,又能感受自己国家边界并强化国家意识的特殊场域。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新的文明交流框架

经过20年的全面发展，对于国际社会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在不同国家共同努力下创造出来的新概念，不仅为它所指代的多样化具体文化事象带来了全新的地位和存续模式，也为人们理解这些事象本身及更好地处理相关的文化关系、群体与民族关系，提供了崭新的工具和视角。非物质文化遗产，已不仅是一种被处理、被保护的对象，而且变成了当代社会交流领域的一个重要框架。这个框架为促进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减少或消弭冲突，创造了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