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机制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由中央政府的漕运引发和支持,大运河的运转重塑了济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在济宁的运河官僚体制在地方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卫所等建制也制约了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在地方社会的存在,通过在地官僚机构及其官员的角色与地方经济、文化发生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济宁城市社会的政治属性.其结果是,济宁这样经济、文化发达,地方主义突出的城市依旧难以摆脱大一统国家政治社会结构、机制的限制以及传统王朝国家治乱分合的轨辙.     

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

尽管中国传统士绅的正式身份通常由国家法定,明清时代深刻变动着的社会环境却助长了士绅的非国家规定性。其中,明中期以来新社会经济环境里的多种资源滋养了以地方为取向的济宁士绅社会。在日常生活里,如同他们的江南同侪,晚明济宁士绅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教育、道德和财富优势,塑造当地特有的文化景观、人文氛围和地方认同,并建立主导地方社会关系的文化和政治霸权,从而与国家发生既冲突又合作的错综复杂关系。明清王朝更迭之际急剧变幻、动荡的环境为士绅提供了把他们的多重角色发挥到极致的舞台;士绅大起大落的境遇和困惑显露了其处在帝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历史性格。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趋向

近30年来,包括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内的所谓后学思潮在西方学术界风靡一时,质疑和冲击了长期以来被视为合理、理性的欧美中心主义的霸权意识及欧美主导的现代主义的权威话语。后学各流派或与之相关的主要概念和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和发展脉络,其思想和学术的精神与方法也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后学虽然在观念和视角等较为宏观的领域产生了突破性的启迪作用,但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尚处在摸索阶段,也存在着严重争议。     

新时期以来唯物史观理论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的史学理论在20世纪史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仅因为它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更因为它在十年动乱后迅速地克服了“左”的思想影响,引导着中国历史学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在远离世界史学大家庭很长一个时期后,又很快地与世界史学接轨。同时这个时期也是解放后史学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文革前的十七年,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许多重大问题展开过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