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铁路客运的功能联系视角

以中国13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铁路客运班次构造多中心指数来表征基于功能联系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在分析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基础上重点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基于功能联系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总体呈单中心化趋势,但地区差异化明显,珠三角、山东半岛和闽东南城市群已表现出多中心化特征;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多中心程度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表现为先单中心后多中心的演变过程;城市群规模的增大和城市间联系加强促进了城市群向多中心方向演化;而面积小、三产比重高的城市群更有利于形成单中心的结构;政府干预作用对城市群空间结构影响并不显著。鉴于不同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趋势不同,未来政策取向应该遵从各个城市群自身规律。     

辽宁省城市中心性研究与城市发展

以辽宁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基于区位商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城市中心性进行了测度和研究。通过对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辽宁省当前城市发展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经济体制、第三产业、经济外向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制度对于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上海与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比较

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产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使用稀缺资源的相互关系。有效率的产权应该具有排他性,根据排他性的程度产权可以分为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制度和产权的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性。政府在制度和产权安排方面具有几乎垄断性的优势。上海与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比较,支持和验证了以上理论假设和判断。上海的高科技产业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更广的行业门类,而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则具有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更好的经济绩效。前者归咎于上海长期以来雄厚的产业基础,而后者则显示出制度对于区域产业发展模式乃至绩效的影响。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决定了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不同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上的差异进而导致两地高科技产业发展绩效不同。     

上海都市区制造业就业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

制造业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城市空间格局演化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采用上海1996年、2004年、2008年制造业企业分街道就业数据,分析上海都市区制造业的空间格局演化,采用计量模型探究了制造业就业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区制造业就业空间格局已经基本实现了郊区化,并涌现出了稳定的制造业次中心;区位、交通、地价和政策因素对制造业就业格局的形成有着显著作用,而且这些因素的作用存在着显著的行业间差异性。为实现制造业的合理布局和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政府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和不同产业的特点,为不同产业选址布局提供相应的空间供给和基础设施。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回顾、评价与启示

建国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三个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呈显出主体多元化、内容多维度化、机制市场化和战略空间细化的趋势。与此同时,现行区域发展战略存在若干不足,有追求政策优惠忽视制度创新的倾向,区域发展战略之间缺乏宏观整体性衔接,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瓶颈远未取得突破,区域发展战略仍过于强调效率目标,对不发达地区关注不足。因而,未来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不应追求数量,要注重是否真正有利于实现区域的改革创新;亟需制定一个全局性区域连接发展规划,或者以整合发展的理念对现有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统筹管理;中央应制定和出台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保障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区际自由公平贸易;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的地区选择应更注重公平目标。     

分级诊疗能否促进空间平等？——基于上海市公共医疗服务可达性的情景分析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经历剧烈重塑,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也体现在城市内部空间。充分的实证研究有助于理解抽象的城市内部空间平等议题,为决策提供科学参考。本研究从空间平等视角出发,以上海市为案例,结合分级诊疗情景模式,在人口、医疗设施信息、POI等数据基础上,借助两步移动搜索法评估以医疗资源为代表的公共服务可达性状况;并采用多种不平等指数测算不同城市居民面临的可达性差异。研究表明,分级诊疗模式可显著提高上海市医疗资源在全域覆盖的程度,缓解了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的空间不平等状况。然而,这种“政策的红利”往往被优势群体所吸纳,而以移民、低学历者、工人以及租房居民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可达性却无显著改善。     

通勤时间的幸福绩效——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幸福不仅是个人的心愿,也是城市管理者的执政目标之一,因此,对于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通勤时间过长所带来的心理影响研究十分必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通勤时间对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通勤时间对于个人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个人通勤时间的增加,个人幸福感也随之降低。通勤时间与生活满意度也同样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也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通过进一步考察通勤时间负面影响的异质性发现,通勤时间对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差异,对于个人收入高、教育程度高、家庭收入高的居民而言,通勤时间所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重视通勤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交通效率。     

基于ESDA的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空间差异研究——以上海为例

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ESDA方法应用于社会融合水平研究。运用全局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空间回归等指标和模型,从全局和局部两个层面研究了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上海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但各个区县差异较大;从局部上看,中心城边缘区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且内部存在关联性,形成了显著的"热点"区域;空间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空间差异有显著影响,其中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两个因素作用最显著。     

中国城市的企业家精神——时空分布与影响因素

本文以每万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为代理变量,分析了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整体提升的同时,地区差异也在扩大;空间自相关显著,集聚趋势不断增强;变化强度呈西减东增的趋势。互联网设施、人口多样性、沿海区位和资源环境压力、较高的女性比重、较少的政府干预和较低的国企占比和外资占比有促进作用;未发现集聚和房价的显著影响;而平均教育水平与企业家精神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的创业类型、教育体制和内容还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