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芬利的古典文明衰亡说

乔治·芬利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德意志大学教育共同塑造的一位重要历史学家。他在其巨著《希腊史》中提出了古典文明于公元3-8世纪期间缓慢衰亡的学说,认为专制政府强加给普通民众的沉重财政负担是导致这场衰亡的本质原因,并在总结其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现实与未来的历史预言。乔治·芬利对早期基督教客观历史作用的理性分析修正了前辈学者爱德华·吉本的偏颇观点。他关于罗马帝国后期与拜占庭时代早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著名的皮朗命题存在相通之处。他试图将历史经验教训与现实决策紧密联系起来的历史预言写作模式则为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贤哲会饮到饕餮盛宴——古希腊历史叙述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变迁

在主要通过公元2世纪作家雅典尼乌斯保留下来的主体史料中,波斯帝国宫廷宴饮往往被丑化为奢侈无度、淫荡粗俗、阴森可怖的饕餮之徒狂欢场面。近年来的亚述学、考古学相关前沿成果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幅场景的非历史性。笔者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前的古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记忆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原型是一种以希腊哲学家会饮为模板进行的正面理想化建构。在兴起于亚历山大东征前夕的东方主义世界观影响之下,后世希腊史家对波斯宫廷会饮的形象不断进行着丑化与道德批判,最终将之转化为塑造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世界观的历史记忆元素。     

再造罗马:晚期罗马多神教知识精英的历史叙述

作为公元4—5世纪罗马帝国的多神教知识精英,朱利安、里巴尼乌斯、阿米安、攸纳皮乌斯、克劳迪安、奥林匹奥多鲁斯等六位作家在表达各自历史观念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高度相似的叙述模式。他们以罗马城为帝国的文化象征,赞美罗马往昔的文治武功,谴责当前的道德没落,坚信某位杰出的精英人物能够带领罗马再造辉煌。这种再造罗马的模式继承了帝国早期的意识形态传统,并在基督教势力相对忽视世俗历史的背景下得以生存。这些多神教知识精英的历史撰述为后世留下了重要遗产,它们反映了古典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并与同时代的基督教文化产生了互动,对中世纪基督教政治理论和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差异看奈波斯与普鲁塔克对西方传记史学的贡献

由于古典学术传统中对历史与传记在体裁上的区分,奈波斯、普鲁塔克的传记往往被视为不具备史学性质的作品,而在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对色诺芬、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比较显示,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成果实际上代表了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传记文学向传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在传记作品的史学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西方史学史上的贡献理应得到当代史学家们更多的重视。     

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文化

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是一种对即将成为正式公民的雅典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和宗教、政治教育的传统。埃菲比亚传统中的誓词内容已得到铭文证据的印证,其基本要素在古典作家的记载中存在较为丰富的间接证据。埃菲比亚传统可能在莱库古改革之前尚未制度化,但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古老性却已得到大量相关史料的充分印证。埃菲比亚传统及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不构成对雅典民主制基本原则的损害,相反却对后者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保障与促进作用。     

古典时代西西里文明边疆形象的二重性及其历史源流

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盛期史家笔下,居民成分驳杂、文化水平低下、政治立场可疑的西西里构成了希腊世界边缘的一处蛮荒边疆。狄奥多鲁斯的史著则为我们保留了希腊文明西部边疆西西里作为希腊世界的军事屏障、文化艺术的活跃舞台和道德卓越的世外桃源的正面形象。西西里边疆的正面形象并非仅仅来自于提迈乌斯等希腊化时代西西里本地史家的杜撰。盖伦、希耶罗等西西里僭主与品达、埃斯库罗斯等古典早期希腊本土作家均积极参与了这一意识形态构建活动。西西里文明边疆正面形象在古典盛期的急剧衰落反映了古典时期雅典知识精英政治立场与蛮族观念的深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