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带村的考古新发现与古芮国——一个基于文献的考察

韩城梁带村墓葬群,因为其中青铜器铭文有"内(芮)太子"、"内(芮)公"的字样,引起了是否商周之芮的争论。现在许多人都     

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简评

<正>由于资料不足,秦代政区的研究是不容易的。以前所依据的,主要还是《汉书·地理志》那样的文献,可是《地理志》主要说的是西汉晚期成帝元延、绥和间的政区与人口形势,不是秦代情况的直接记录。秦代短阼,相应地政区变化也就显得剧烈,历史的倏忽,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近年一些考古文物材料的发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     

陕甘地区商代秦文化及相关问题

以前我们说到商周时期的秦文化,最早可推至西周中期,例可参民国时期礼县出土的秦车器,①西周中期以前的秦文化我们茫然无知。毛家坪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索西周时期的秦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毛家坪遗址对探索西周时期的秦文化,至少提供二方面的说明：一是西周时期秦文化的面貌;二是西周时期陇山以西地区（西周时期秦人未逾陇山而东）秦文化的分布范围。关于第二点,早年甘肃省的考古工作者作考古调查所发现的所谓“周代遗存”,②由毛家坪材料可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应是像毛家坪那样的秦文化遗存”,③因此,西周时期秦文化的分布…     

东汉时期的民族交融及历史启示

<正>一、东汉的民族关系。东汉接续秦与西汉,是一个多民族王朝。由于长期政治统一所带来的经济、文化的融合与民族认同感的加强,东汉的疆域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民族关系也以中央管理之下的多民族共存发展为主要特征,如《后汉书·东夷传》所说：“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东汉基本的民族格局,以华夏共同体——汉族的前身“汉人”为主要角色,各民族继续互动与融合,多民族共同体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略谈先秦时期关中与汉中之交往及其道路问题

关中自古土地肥沃,有四塞之固.《史记·货殖列传》说其“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是传统的农业地区.汉中亦沃野,自然条件与巴蜀相似,《禹贡》说其产“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等方物,主要是金属、玉石、皮毛之类,与关中之产正好互补,这就导致了贸易之往来.汉中又是关中与巴蜀之间的跳板,也可浮汉江东下荆越,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代之“冲”小考——兼论汉景帝阳陵出土“攻城破门器”的命名

冲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攻守器具,先秦时代已经出现,文献如<诗经>、<墨子>以及后世兵书多有记载.古代之冲可分两种,一种是作为攻城器具之冲,即冲车;一种是作为守城器具之冲,秦汉以前文献称作"飞冲".两种冲之功用都是凭借冲槌的冲击力撞击敌方城墙、城门或者其它设施,故有的文献又称其为"撞车"[1].     

槐里犬丘与秦人早期历史相关的一点线索

2002年5月,为了寻找秦人早期历史的相关线索,我们对位于陕西兴平南佐村一带的槐里犬丘进行了考察,发现槐里犬丘可能与秦人早期的活动地有关,现略作陈述,并顺便讨论几个相关问题。     

战国秦长城东北端走向及相关遗存辨析

战国秦长城始筑于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从今甘肃临洮一直延伸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北部,其西、北侧所面对的是匈奴与赵.对于战国秦长城的东北端,即在鄂尔多斯附近的部分,学界长期以来对其走向认识不清;对与此相关的赵长城的认定,也存在问题.综合传世文献、考古以及文字资料推测,秦昭王长城的最北端,应该只到达内蒙古准格尔...     

十字路口的考古学:新在哪里

20世纪60年代,西方考古学走到了一个根本转折点,美国新考古学取代传统考古学并逐渐成为国际潮流。但是,经过了二十年锐意的探索和尝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一方面新考古学并没有令人满意地达到当初所设想的目标,另一方面,考古学开始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流派纷呈,分支众多,目标、理论、技术、方法等都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新考古学究竟新在那里?传统考古学是否完全过时?当初新考古学所倡导的思想和憧憬的目标是否现实?一些考古学家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门学科的变革历程和发展方向。特里格的这篇文章,就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全面评估了新考古学的成就和暴露出来的问题,并对考古学今后的发展做了进一步思考和展望。新考古学主张考古学的最高目标并非了解历史,而是像社会人类学家那样努力阐明和检验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而考古学实践已经证明,由于人类行为自身以及外界各种影响因素所带来的复杂性,这一目标事实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也许根本不存在这种规律。这种复杂性动摇了新进化论、严密的因果律和整合性,以及文化和社会的界限概念。在这种反思之下,特里格赞同考古学的历史学取向,强调对具体社会和文化作具体的研究,注意到人类行为的每个方面,并对决定文化演变的因素持更开放的态度,不仅注重内因,也注重社会之间的互动等外界因素。所有这些,事实上已经否定了新考古学家所提出的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特定历史序列的解释与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进程的一般理论之间的严格区别。同时,特里格还赞成系统论的思想原则和“中程理论”方法,主张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的结合,探讨了从事知识与信仰领域研究的可行性,还特别提到了当代社会意识对考古学家的影响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考古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作为著名的考古理论家,特里格视野宽广,知识渊博,长于思辨,而且富有一个真正伟大学者的人文情怀,这使他的思想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他的观点在西方考古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也对考古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更大普遍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秦“徙治栎阳”及年代新辨

栎阳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战国秦都,近年又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从县制的源流来看,对于战国中期献公、孝公时代栎阳的属性,实际还有可讨论的余地。其并非一定就是秦都,应是秦之别都或行宫那样的政治中心而已,本质是县即国君的直属地,当时的首都仍是雍;孝公迁都咸阳,也是从雍而非栎阳。栎阳作为献、孝二公时秦的政治中心,甚或所谓“秦都”的起始,应该从献公十一年“县栎阳”算起,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献公二年“城栎阳”,止于孝公十二年徙都咸阳,总计为24年;雍为秦都的积年,也可由此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