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所见仓、乡的离邑仓管理权限

研究秦的仓制是认识其时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窗口。睡虎地秦简中“离邑仓佐主稟者”仍应理解为主管稟食的离邑仓佐,而非“离邑仓佐”与“主稟者”两类人。里耶秦简所见乡仓由乡啬夫而非仓佐主持稟食,当是秦统一前后稟食制度变化上的一种体现,反映了仓、乡对离邑仓管理权限的此消彼长。最迟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乡啬夫已经取代仓啬夫成为离邑仓的稟食主导者。这种转变应是在乡官事务日渐繁剧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对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行政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     

狗熊为什么要撕人的脸

西山有狗熊,长着铁耙齿一样的牙齿和爪子。它是不吃人的,但要是碰上了人,它就凶狠狠地迎头扑来,一阵乱撕乱咬,不把人脸撕个开花打朵,它决不松手。那么狗熊碰上人,为什么要狠命地撕人的脸呢?这里有个传说: 很早以前,松林里有一头狗熊,它嫌一棵大树拦着去路,要把树搬倒。于是,它用爪刨了几天树根,连松树的须须根根也没有创完,它又用快牙在树根上吱呀啃呀,几天过去了,大树还是动也不动。没有办法,只好灰心丧气地回了崖洞。     

大唐故郭府君夫人墓志

<正>大唐“故郭府君夫人墓志”出土于河北正定新区郭家庄墓群M49,清理时在墓室棺床南侧地面正中稍偏东位置,分志盖和志石,青石质,志、盖扣在一起,字头向东。志盖,盝顶式,表面打磨光滑,左下角有腐蚀、修补迹象,左边角稍残。顶面四周浅刻双线边框,内刻双线界格3列,界格内阴刻篆书“故郭府君夫人墓志铭”。四刹为斜坡式,坡面棱角浅刻双线,四刹面线刻团花牡丹,     

红外光谱在传统年画红蓝色料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年画是中国特有的民间艺术形式。本研究介绍了传统年画印制所用红蓝色料的发展历史,选取15种中国古代与近现代常用红蓝色料进行红外光谱分析,并归纳总结了标准样品的化学结构与红外谱图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衰减全反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对三幅清末民初时期的传统年画开展无损检测。结果显示三幅年画的红蓝色料均为合成颜料或染料,包括酸性大红G、酸性墨水蓝G、普鲁士蓝等。本研究扩展了红外光谱在书画文物分析检测中的应用范围,为传统年画色料的无损鉴定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化时代医院办公室档案管理模式的构建研究

医院办公室档案管理是医院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医院现代化管理理念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分析数字化时代医院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问题,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数字化时代医院办公室档案管理的先进方法,以期为医院内部管理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老昆明影像

云南的行政建制和区划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1276年,元朝正式设云南行中书省,把行政中心从大理迁至中庆(今昆明),从此,"云南"成为一级行政区划的称谓,而昆明则成为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仿内地建     

川渝地区含油污泥和剩余固相资源化利用进展

本文针对川渝地区页岩气开采会产生含油污泥的问题,进行了综合利用的现状分析.简单介绍了一些标准中三个术语的定义和含油污泥的危害,主要阐述了四川省页岩气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含油污泥综合利用和重庆涪陵区焦石镇两个处理站对油基岩屑的综合利用现状,对含油污泥综合利用后产生的剩余固相资源化利用的进展进行了简单介绍和展望.     

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理念与方式探究

目前文化旅游,尤其是文化遗产旅游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追捧,全国各地开展这类旅游活动如火如荼,而同时也出现开发过度商业化、恶俗化、同质化等不和谐现象。本文主要从构建合理的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理念、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探究体验式的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三个方面研究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问题,为我国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提供理论启发和实践借鉴意义。     

一种古籍修复用纸伸缩性检测方法的探讨

补纸选配是古籍修复中的重要环节,但其伸缩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古籍修复补纸均为传统手工抄制,浸水后强度较低。按现行国家标准浸湿法检测补纸伸缩性时易产生撕裂、变形等问题,适用性较差。本研究探讨了一种古籍修复补纸的伸缩性检测方法——喷润法。利用水分检测仪对补纸相对含水量进行测定,从测量时间和可操作性的角度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通过十余种常用补纸的伸缩性检测结果发现,喷润法与浸湿法所得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随后探讨了古籍书叶伸缩性检测的适用性,并结合具体案例,建议在修复前分析古籍书叶与补纸的伸缩性匹配度。喷润法有效避免了补纸浸湿后的拉伸变形或破裂,既适用于古籍修复补纸,也适用于古籍书叶的无损检测,可为古籍修复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富春山居图》清初流传考辨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在清初为宜兴吴洪裕收藏,吴氏临终之际将其投入火中,赖由他的两个侄子及时抢救而幸免于难。由于对吴洪裕的家世情况不甚了解,后世将抢救《富春山居图》的二人误为一人。火焚后的《富春山居图》被分成两段,《剩山图》为吴其贞所得,主要部分先归丹阳张伯骏,继而被泰兴季寓庸买去。季寓庸卒后此卷归其子季八士,因父子二人同时钤有收藏印,季八士名声不显,父子二人又被误为一人。另外,作为《富春山居图》在清初流传的重要见证者,吴其贞的名字也有误会发生。本文据文献与收藏印等材料加以考辨,以期厘清《富春山居图》在清初流传中的三个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