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王圣明”说最高思想权威

一、"天王圣明"的思想意义在中国学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道"与"王"是二分的,在儒家看来"道"掌握在孔子手里,因此孔子是最高的思想权威。这种看法从孔子在世时就逐渐兴起。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后来孟子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更明确提出"道高于君",孔子则是道的化身,自然也高     

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

张绪山教授《"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一文,对流行至今的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原理进行了具有突破意义的解说和探讨,很值得关注。我们应该有勇气面     

先秦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检阅新时期以来的先秦史研究,人们完全有理由为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鼓舞。无论是在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先秦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等专题研究方面,还是在传统的夏商史、西周史、春秋战国史等断代研究方面,抑或是关于先秦古国史、地域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新作不断,成就不菲。但是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也的确存在某些隐忧,理论思考的缺失或弱化,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或许是厌倦了以往古史分期讨论的繁杂和空疏,也许是不想再固守社会形态思维的刻板和教条,人们大都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的不屑和怠倦。然而,理论毕竟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论贯通的具体研究,终究会显得孱弱和苍白;没有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学术发展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推进。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普遍性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理论研究的弱化,已经成为制约先秦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瓶颈。历史研究不能逃避宏大叙事,先秦社会性质的判断也不应该缺失,这些都离不开理论思考。有鉴于此,本刊开辟三十年先秦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专栏,以期唤起学界的理论兴趣。本期先行发表几位学者的思考成果,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是为盼!     

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

关于中国历史社会形态问题 ,几十年来大多是围绕着一个“定势”做些“加减”性的讨论。近年来有跳出“定势”的萌动。然而就我而言 ,尚未想从“定势”中完全跳出去 ,只想多少做些调整或修正。具体而言 ,就是分层次地把握社会形态。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其一是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 ;其二是社会控制与运行机制形态问题 ;其三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范式问题。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1 关于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 ,我依然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所勾勒出的社会关系 ,从总体上看最贴近历史 ,或者说解释力最强。…     

战国大夫辨析

春秋时期是大夫最兴盛时期。大夫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复合体:从爵位上看,它是一级爵位,同时又兼任一定的官职;大夫一般都有封邑,因此既是封邑主,又是封邑中的行政首脑;大夫有自己的宗族,在宗族范围内又是宗族长;大夫还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到了战国时期大夫仍很活跃,但与春秋时期的大夫相比,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称     

基于区域城市体系的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组织研究——以江苏为例

本文强调了旅游资源"集中性"的功能属性,并区分了地域、线性、等级、节点四种集中性,揭示了旅游资源经济、交通指向性的空间布局特征。通过分析旅游地域系统同区域城市体系在要素、结构及功能上的多层耦合关系,归纳出一定区域城市支持下的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组织---地域旅游城市网络等级体系模式。并通过分析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城市旅游功能结构,结合旅游业产业特性,划分出三个等级构成:中心旅游城市、旅游城市、特色旅游城镇或旅游景区。最后给出了江苏地域旅游城市网络体系空间组织。     

贫困地区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差异及其成因——以桂林市的5个贫困村落为例

当前,研究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择取10个引起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差异的因素——旅游地生命周期、居民的旅游经济依赖程度、社区归属感、主客接触程度、使用旅游设施频率、在旅游地居住时间、居住地距核心景区的远近、年龄、性别以及文化程度;通过对桂林市5个贫困村落的实地调查,运用方差分析方法,分别考察这些因素对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     

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

我入党的时间不算是长的,但算起来也接近60年了。文革以前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把领袖视为神明,我写过两首打油诗来说自己。一首是走神:信到迷信不知悟,朝三暮四全维护。睁着大眼一走神,多情反被多情误。一首是听喝:衣食住行听安排,找个对象领导裁。是非全赖上头论,只有屎尿自己来。这不是调侃、嘲讽,是自己的真实写照。文革促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我在过去多篇文章说过,我逐渐抛却了神明,而萌生出马     

我被署名的文章成为石家庄反右号角

1957年石家庄市的"反右"运动比北京等大城市稍晚一些,7月15日有一篇重头"反右"文章,用了一个整版,登载在《石家庄日报》上。市委宣传部长王英俊在多种重大场合,向全市干部推荐这篇文章,要以这篇文章为榜样反击右派的进     

我在“文革”中的际遇

我在文革中是个边际性的角色,受到过冲击、挨过整,但不是受尽折磨的那种人,是挨整中的幸者;我曾下决心在哪摔倒,在哪爬起来,要紧跟,可能是跟不上,反遭更革命的同志的批判。到了文革后期应该说是不跟了,但也很少公开逆反,更多的是采取沉默,只是在日记中吐露心声。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的边际性可能也具有某些普遍性和共性;可为后人解剖那段历史提供一个标本。文革已经是一个历史存在。以晚年之身经历那场浩劫的一代人大多已经离世,我们这一代以壮年之身亲历和见证这场灾难的人也逐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