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的两次敕命

《新唐书·渤海传》云:“宝应元年(渤海文王大兴二十六年,公元762年),诏以渤海为国,钦茂王之,进检校太尉。”关于此次来渤海主持册封典礼的敕使,《渤海史稿》有精确考证:“唐王朝下诏进封国王的同时,即遣使持节前来渤海举行封册典礼。《渤海国志长编》(卷三)谓,大兴二十六年,‘冬,唐使内常侍韩朝彩同日本留学僧戒融来。十月,戒融同镰束归国。’关于韩朝彩这次出使之使命,据当时新罗赴日本使节金才伯的披露:‘唐国敕使韩朝彩自渤海来云,送日本国僧戒融,令达本乡。’足证韩朝彩是     

渤海上京宫城第2、3、4号门址发掘简报

渤海上京龙泉府宫城,位于龙泉府北部居中,1928—1934年,日本学人曾作过几次调查发掘,1963—1964年,中朝联合考古队也曾对宫城正南门进行过发掘,但许多具体情况尚未搞清。1979年,宁安县文物管理所为加固门壁,清理了午门址(又称"五凤楼")东侧门址(即1号门址),对宫城城门的形制等有了新的认识。1982—1983年,我们发掘清理了午门址和宫城南墙的另三座门址     

明袁琎“被掳”像的形成与中日朝交涉

嘉靖二年,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分别派遣使团赴明朝贡,抵达浙江宁波后,双方因勘合真伪问题引发武力冲突,伤及明朝军民,史称"宁波争贡事件"。嘉靖皇帝对此事的处理态度明显前后不一,这种变化的产生,应与关于明朝指挥袁琎"为贼向导"的"隐情"有着某些内在关联性。相较于"被掳",前者更有损于天朝威严与东亚区域秩序的稳定,这也成为后来东亚诸国交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事件发生后,明朝虽然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但并未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往来;日本方面也积极寻求途径,希望消除误会;而朝鲜对事件"隐情"的刻意回避,则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在各方的利益斗争与妥协中,所谓"为贼向导"的言说逐渐被淡化,最终完成袁琎"被掳"形象的塑造,并成为东亚区域各国共有的一种主流描述。可以说,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各方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对传统东亚区域秩序体系的修复与维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秩序体系"事大字小"的伦理关系及其历史合理性。     

渤海上京城"三朝"制建制的探索

渤海上京城仿唐长安城存在"三朝"制建制.渤海上京城以宫城正南门为元旦冬至日之朝(仿古之外朝),以宫城1号殿为塑望日之朝(仿古之中朝),以宫城2号殿为常朝日之朝(仿古之内朝).渤海上京城"三朝"制主体建筑的年代当完成于渤海第十一代王大彝震之世.     

汉玉瑰宝玉熊

在咸阳博物馆收藏的一组闻名全国的汉代玉雕中,国家一级文物玉熊是其中造型最生动,形象最可爱的一件。玉熊高４．８厘米,长８厘米,系用和田玉精磨细雕而成,玉质圆润,近白色,局部有玉璞的红皮色。玉熊尖首圆眼,凝视前方,双耳后抿,两颊刻划数道短弧阴线,给人以浑身鬃毛的感觉。四肢微曲作漫步行走状。熊体丰满圆润,笨拙可爱。汉代玉器已开始冲破了周代以来传统礼制观念束缚,在艺术风格上更多地吸收了楚文化玉器清逸脱俗、自由浪漫的特色,走上了自由奔放,蓬勃发展的道路。在玉器制作方面对战国以来的琢玉技术进行了发展,采用高浮雕和圆雕手法制作的玉器数量明显增多。尤其是以动物为造型的玉雕作品最为精美,最为传神。这件玉熊充分显示出玉料所独具的晶莹润泽的魅力,反映了汉玉豪放博大的风格,是我国文物宝库中的艺术瑰宝。汉玉瑰宝玉熊@刘晓东     

"车书本一家"的考古学诠释--论渤海文化与中原唐文化的趋同性

本文运用考古学资料,从都城建制、墓葬形制、陶器类型、货币经济、纪年与历法、语言与文字等方面,探讨了渤海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向中原唐文化靠拢的趋同现象.     

走向辉煌

走向辉煌文／刘晓东信阳县烟草专卖局（河南省烟草公司信阳县公司）成立于１９８９年。她位于风景秀丽的信阳县城繁华地段,南有避暑胜地鸡公山,北邻碧波荡漾的南湾湖。全局（公司）现有干部职工８５人,其中大中专以上学历者３０人,具有初级、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３６人...     

咸阳博物馆收藏的三方古代武官印考释

咸阳博物馆收藏有三方汉代至魏晋时期的武官印,即军司马印、部曲督印和伏波将军章。本文试图对此分别加以考证和介绍。并对它们所包含的官职及与此相关的当时的武官官制进行初步考辨。这也许对研究汉代至魏晋时期的军事制度有一定的可借鉴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