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与1916年府院之争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段祺瑞的矛盾因孙洪伊、徐树铮的冲突而加剧,府院几近破裂。徐世昌因其在北洋派的地位、资望和影响成为调停的核心人物。黎极力迎请徐,拟以其组阁排段,院方虽对徐无敌意,但为维护段阁而暗中阻挠。徐一面公开声明决不出山,打破府方强其组阁计划;一面运用其影响,协调府院,令政潮症结人物孙洪伊、徐树铮去职,维持段阁,政潮暂平。基于其时北洋派危机和徐的北洋意识,其调停貌似公允,实则偏段,实质是维护北洋派利益。此举虽暂缓了府院矛盾,但影响府院关系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并未改变,故更大的冲突还在以后。     

安福国会与1919年南北议和

1919年南北议和是在国际和国内和平气氛高涨、人民渴盼统一的背景下及南方军阀、总统徐世昌、北方政府各有所图的形势下促成的.由于参加议和的北方代表多系安福系成员,所以长期以来,破坏南北议和的帽子便完全扣在了安福国会的头上.尽管安福国会的立场与议和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但南北议和的破裂却是南北双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双方毫无诚意的自我利益的坚守是将1919年南北和谈推向决裂的主要原因.     

外交斡旋、非官方出访和舆论策应——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特殊运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和支持,争取同盟抗战而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除了正常的以政府的名义与其它国家进行直接的交往之外,还采取了几种特殊的外交活动形式。这就是外交斡旋和信息交流来促成国际互动;利用社会团体和私人出访的方式争取外援;通过广泛的国际宣传赢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这些方式是正规外交活动的补充,从而使当时中国的抗战外交搞得有声有色,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蒋介石与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的行宪决策

抗战后期,国共关系与政治改革问题同是政局的关键环节。"行宪"与"剿共"在蒋介石的政治考量中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蒋在酝酿"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布置行宪事宜。从言论和实际动作来看,蒋对宪政的态度在抗战收尾阶段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消极变为积极,行宪问题在国民党六大上正式形成党内决策。蒋的行宪决策,是在宪政运动的推动、中共的政治竞争、权力合法化追求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推出的。行宪决策的推出,成为抗战后时局演变的关键因素。针对宪政这一问题,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随后展开。     

包山二号墓漆画为婚礼图考

包山二号楚墓出土有一件彩绘漆奁,奁盖壁上绘有一幅写实性的人物车马图.本文通过结合三礼等文献的记载,对图画中的服饰、车马、礼节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并推断其应是周代的婚礼之图, 恰反映了<仪礼·士昏礼>中所记载的六项礼节,为研究周代的婚礼、服饰提供了珍贵而翔实的实物资料.     

周代用鼎制度疏证

目次鼎实与鼎的类别一鼎实与鼎的类别二鼎制组合三中原地区用鼎制度四楚国用鼎制度五结语鼎是周代社会礼制生活的核心。冠、昏、祭、乡、射、朝     

孔子时代的婚礼

时至今日,“三媒六聘”仍是不少人家举办婚礼的必要环节,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时代。当我们惊艳于周人的“桑林唱和”甚至“私定终身”时,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婚礼却远没有如此随性浪漫。     

1940年国民政府派兵人越计划及其搁置

自1940年4月起德国在欧洲发起军事攻势,日本乘机在法属越南攫取军事和经济特权.国民政府为保 障西南国际交通和西南根据地的安全,希望达成中法在越南的军事合作,即一旦日军侵入越南,中国可派兵入越进行协防.但由于自身军事缺陷,且未得到法、英、美诸国的切实配合,国民政府在派兵入越作战的谋划和筹备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在法越当局屈服于日军使其进占越南北部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暂时搁置派兵入越计划,转而加强同英、美的军事合作交涉.     

国民党特务组织

特务组织是国民党政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根据现有资料,对其发展过程、活动状况及其特点作一综论。为行文的方便,本文将其按“党方”、“军方”两大系统考察。除了这两个系统外,在特定时期国民党还曾有过别动队等组织,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几乎都有自己的特务系统。这类组织或是暂时的,或是局部的,因而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内。     

试论商代巫玉的源流

众所周知,商代是巫术之集大成者,商代的巫玉为何如此发达昌盛?其源头在哪?《试论商代巫玉的源流》一文就是全面探讨此一问题的论作。作者在对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史前巫玉的产生和分布等情况基础上,从意识形态领域和玉器形态以及传播途径等诸多方面将商代巫玉与史前巫玉进行深入比较和综合分析,最后认定商代巫玉是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诸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巫玉传统并加以发展,才创造出商代独特、神秘而极具艺术性的巫玉系统。本文最后还就西周巫玉衰退情况特别是原因作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西周巫玉急剧衰退的根本原因是西周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对于艺术领域重大影响的结果。这样从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来寻求其衰退原因的答案,无疑方法是正确的,也是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