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子鼎与鲍子镈

春秋时期鲍子所作的铜器有新发现的鲍子鼎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鲍子镈。鲍子鼎的作器者"鲍子"被认为是春秋晚期后段的鲍牧,铭文中的"子思"是子产之子国参,但从器形、纹饰和铭文看,它与齐侯器、夆叔器等有铭齐器的年代接近,铸造于春秋中期后段或春秋晚期初;作器者可能是鲍庄子和鲍文子中的一位,不会是春秋晚期后段的鲍牧,"子思"也无证据证明是国参。鲍子镈的作器者自晚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因而被称为"■镈",这实际是错误的,镈铭中的"■"并非作器者之名,而是一个表"长久"之意的副词;根据鲍子镈的器形、纹饰和铭文,可推测它也是春秋中期后段到春秋晚期初的产品,与鲍子鼎的年代比较接近;其作器者并非鲍叔牙的孙子,更可能是鲍庄子或鲍文子。鲍子鼎和鲍子镈的器主可能是同一人。     

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简报

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于1992～2001年经过了6次大规模的发掘,清理晋侯夫妇墓9组19座,每组晋侯夫妇墓均有数座陪葬墓和一座车马坑。一号车马坑属晋侯苏墓,是该墓地最大的一座车马坑。自1992年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一号车马坑先后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发掘,该坑东部葬马,西部葬车。马坑中至少有105匹马,车坑中有48辆车。该车马坑是目前所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陈放车辆最多的车马坑,车辆均为整车放入,车舆的种类多样,对于研究西周时期马车的种类、形制、结构与埋葬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郑庄公之孙器新析——兼谈襄阳团山M1的墓主

襄阳团山M1出土的郑庄公之孙所作铜鼎和铜尊缶,是作器者为其父母剌叔、剌夫人所作之葬器;团山M1墓主是剌叔和剌夫人的合葬墓。     

桐城派与徽州朴学

姚鼐代表的桐城派与戴震代表的徽州朴学,常被视为水火不相容,章太炎称之为文士与经儒之争。但乾嘉时代同属安徽的两个学术重镇之间颇有渊源,两地学者相互影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方苞与江永有学术上的交往,两人学术志趣极为相近;刘大櫆则融入并深化了徽州青年才俊中盛行的"古文"学风。     

扬州学派形成考论

江北古学的兴起,由王念孙首倡,以汪中为中介,结合了李惇、贾田祖、刘台拱、朱彬等学者,组成一学术社群,抨击宋儒之学,宣扬考据学风气。扬州学者建构了考据学系谱,以团结同道。此外,婚姻圈和服务于幕府也为扬州学者提供了相互之间的认同,为学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天下重器出西周——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也称虢盘,它器形硕大,形制和铭文独特,是享誉世界的青铜重器,与毛公鼎和盂鼎齐名,清代金石学家鲍康赞其“一时罕有其匹”。     

西周盛世的吉金——盂鼎

盂鼎是铸造于西周早期的青铜重器,作器者盂,为周康王时期战功显赫的重臣。盂鼎器形厚重雄伟,上铸有学术价值重大的长篇铭文,因此自晚清出土以来,即备受关注,名满天下,其流传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盂鼎的出土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清道光初年,出土地点,则有陕西岐山县礼村和眉县礼村两种说法,当以岐山说为胜。据鲍康《观占阁丛稿三编》载,盂鼎出土后,“初为宋氏所得,置秘室,不以示人。     

郧县乔家院春秋墓初识

200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郧县肖家河村乔家院清理了四座东周时期的墓葬,编号M3-M6。四墓均有殉人,等级较高,其中三座保存完好,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乔家院一带发现东周墓已非首次,1990年和2001年,     

漫话博爱竹子

漫话博爱竹子李俊禄,冯峰博爱竹林集中分布于大行山地和南部平原之间的缓坡中原上,以丹河灌区之内的许良镇、月山镇、磨头乡为中心,其他邻近乡也有少量分布。方圆数十里,青青翠竹,郁郁葱葱,环抱着每个村庄,格外秀丽。博爱竹林历史悠久。安阳、淇县古碑记载：＂西汉...     

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