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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古代文物罕见铭文,1965年平坝出土东汉陶罐上的33字铭文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固为自然之事。笔者是从事语言工作的,由于对铭文中“瓦”字的特殊用法发生兴趣,拜读了李衍垣(《贵州日报》1980年11月22日、《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二期)、陈恒安(《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一期)、章光恺(同上,1981年四期)、禹明先(同上,1990年三期)四位先生五篇有关论述,获益匪浅,却又感到疑窦仍存,尤其是器名确认错误,使全文的识读、训释未能贯通始终而理通辞顺,并从而影响到对铭文所反映的贵州古代酒史等内容的认识。李衍垣先生曾把铭中“古沈”二字释为酒名,后来又从陈文释“酒罐”;陈文释“缸坛”章释“大坛”,禹释“瓮沈”,都  相似文献   
2.
《说文》切音声训与切音读若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一《说文》作者许慎懂不懂反切?《说文》曾否用过反切方法?这在语言学史上是个相当重要而又颇能吸引人的课题,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对《说文》及其作者的正确评价,而且必然要与反切起源的探讨密切相关。自从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提出:“汉末人独知反语”,“许慎造《说文》……始有譬况  相似文献   
3.
反切源于合音新证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反切注音法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有关论说最早见于隋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卜“汉末人独知反语(即反切)”,同书《书证篇》又断言“郑立以前全不解反语”。宋人又提出反切出自梵文拼育法,如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韵补》条认为:“反切之学,自西域入中国。”两说合而为一,成为现代学界通行观点,即:反切注音法是在东汉末年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受梵大拼音法的启示而产生的。宋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提出另外一种推测,指出:“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签、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台之音,…  相似文献   
4.
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清同光间诗人,其表现力深刻而真挚者,“黔中诗人莫友芝与郑珍,尤足为其代表”。这里提到的莫友芝(1811—1871),贵州独山人,字子偲,号郘亭。传世诗篇九百余首,其早期之作,在诗人生前便已有《郘亭诗钞》六卷刊行,而自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逝世这二十四年间的作品,则于光绪元年由次子绳孙委托江宁汪士铎、遵义黎庶昌厘为《郘亭遗诗》八卷,收诗凡五百四十六首,光绪六年(1880)在江  相似文献   
5.
传世之《战国策》本非一书,刘向《战国策叙录》云: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中书原名,“国策”、“国事”、“事语”的含意比较显豁,而“短长”、“长书”、“修书”三名则较为费解,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刘向是把“短长”认作纵横术的。《叙录》说:“当此之时,……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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