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洞蛮”聚落人文的民族考古考察

从进化史的角度看,洞居是人类聚落形态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但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异,华南民族的洞居历史延续发展,直至近、现代仍有残存,甚至衍生出洞居背景下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对于华夏民族高度发达的平地农耕与城市文明来说,显得尤为突出。"洞蛮"、"溪洞(峒)"、"洞僚"等,就是华夏、汉民族视野中对南方民族古代特殊洞居聚落人群的蔑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佟珊的《华南"洞蛮"聚落人文的民族考古考察》一文,追述汉籍民族志反映的华南土著民族的洞居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并系统整理、研究了华南考古发现的自远古至近现代的丰富的洞居遗迹资料,以考古实物资料生动地解读了华夏、汉人话语中的"洞蛮"文化内涵与形态。     

菲律宾卡林阿地区陶器制作传统中的社会因素

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研究领域看,似乎技术史是中国陶瓷考古的永恒话题,我们很少关注陶器上所反映的社会史信息,这方面得仰仗他山之石来攻玉。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MiriamT.Stark著、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佟珊翻译的《菲律宾卡林阿地区陶器制作传统中的社会因素》一文,以菲律宾吕宋岛科迪勒拉(Cordilleras)山地卡林阿(Kalinga)地区的原始制陶为例,探讨陶器制作过程的技术风格、陶器形态与装饰的物质模式,所体现的族群划分和社会分界,从物质文化的差别中钩沉社会关系,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回归人类学本位。这类研究对于我们今后拓展原始制陶的民族考古,具有重要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