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国立号年代考

唐时期渤海国的创始者大祚荣,曾循武则天封其先世为震国公而自号震国王。关于震国的始建年代,有关著作皆考录为庸圣历元年(698年)即立国号。但此说所据史料单一,今再作小考以就教于师友。《旧唐书·渤海传》云:大祚荣于“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新唐书》仅记其“自号震国王”,却未记其自号于何     

商周王朝南进掠铜论

殷人也好,周人也好,都是在黄河流域发展壮大,并相继在这里建立政权的。黄河流域也是中国早期冶铜业的中心,迄今所见的从仰韶文化晚期,直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铜器,都出土于这里。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表明,仰韶文化晚期虽处于铜石并用时代,即尚处于使用纯铜的阶段,但至少在夏代已掌握制作青铜的冶金技术,踏进了青铜时代的门槛。商王朝建立后,中原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取得长足进步,但进入鼎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家族关系的特点及其演变

在满族共同体形成和后金(清)朝建立过程中,努尔哈赤家族起到过毋庸置疑的历史作用。努尔哈赤的家族关系,即父兄子侄之间的血缘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成君臣爵位的等级关系。本文试图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时期家族关系的特点及其演变入手,对后金(清)政权和满族社会的性质略作初步探讨。     

麴氏高昌未推行均田制度论

我国古代西北高昌地区(今新疆吐鲁番),在麴氏高昌王朝统治的一百四十一年(499—640)期间,其土地制度如何?对我们来说几乎还是一个未知数。从土地所有制问题入手,这是揭示麴朝社会形态以及种种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然而,无论当时的土地买卖,还是土地租佃关系,特别是关于麴氏高昌时期是否推行了均田制度,我们都知道得很少。吾师唐长孺教授曾这样指出:“关于麴氏高昌时期的土地制度尚未开展研究,目前还难以断言是否曾实行均田制度。”现依据敦煌、特别是新发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就麴氏高昌时期是否曾推行均田制度问题,试作如下探讨,以就正于大家,并作引玉之砖。     

辽代木叶山考

在有关辽代文献中,屡见木叶山的记载,然木叶山当在今何地,因史家各有所本,故歧义纷杂。今试作考订,是否允妥,尚祈学界教正。北宋官修《武经总要·北番地理》关于辽木叶山等地之记述,就颇觉混乱;及至宋季元初,著名史学家胡三省对木叶山已不能确认,只能将有关诸说並录之。元代仓促修成的《辽史》,关于木叶山的记载较为笼统,与其前代有关史料,亦有所出入。及后世有关诸说,则据《辽史》所载“至木叶山二水合流”,定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点为木叶山所在,恐为不妥。     

湖北天门市邓家湾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

邓家湾遗址是湖北天门市石河遗址群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处,为进一步了解文化堆积,聚落的分布及性质,1992年4～6月,石河考古队对该遗址西部保存部分作了一次补充性发掘。共开5×5米的探方15个,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清理不同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墓葬29座、瓮棺25座、灰坑14个、建筑遗迹5处,并解剖了一段城墙,出土了大量的遗物。     

民国时期的集团结婚

婚礼改革是民国时期一项重要的移风易俗活动,它包括婚制和婚仪这两方面的改革,其中又以婚仪改革的成果为大。而滥觞于30年代中叶的集团结婚,则是这种婚仪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尤为引人注目。     

龙舟竞渡习俗渊源新探

龙舟竞渡习俗渊源新探万建中北人赛马,南人竞渡,这既为南北生活方式的差异,也是两种不同文化圈的显著标志。竞渡之俗不仅遍及长江以南,整个东南亚乃至太平洋海岛,也都包括在这一习俗范围之内。有人就把竞渡视作太平洋丈化圈的一个文化因子。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     

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及流变

在饮食民俗中,有关节日的食俗表现最丰富,也最具有民族特色。探讨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首先要弄清节日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节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与天文、历法、数学有密切关系。但节日并非历日,也非节气。历口确定仅只为节日产生提供了必备前提。节日必须有一定的风俗活动。从最早的风俗活动上来看,原始崇拜、迷信与禁忌才是节日产生的渊源。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大部分节日都是单日,尤其是单月单日,如一月一日元旦、三月三日上已节、五月五日端阳节、七月七日七夕节、九月九日重阳     

江陵纪南城遗址内出土“(走阝)公”陶豆

1981年,在江陵纪南城遗址内西北部之徐岗乌龙遗址,出土一有字陶豆。此豆残,缺盘及座,仅存豆柄。柄为泥质红陶,外施黑衣,细柄中空,残高11厘米,标本为 T_1:10。时代为战国中期。豆柄上有刻文三字,比较清晰。(见附图)。此三字,黄锡全同志释为“(走阝)公”。第一字左旁应是“走”,上部“”形多一横,与“赤”字或作(此鼎、毁)、吴字或作(吴季子之子剑)类同;下部从“之”即止。(走阝)字见于战国古玺(《古玺汇编》0261)。(走阝)从邑,应是地名。据《包山楚简》,楚除县令称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