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土筑高台遗址探析

良渚文化土筑高台既是祭祀天地的场所,又是埋葬显贵的墓地;它集中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多种祭祀内容的统一,蕴寓着通天、祭社和祭祖。     

从河东出土墓志看明代中后期晋商活动

晋商,历史上称为“山西帮”、“西商”或“山贾”,宋代开始形成,明代与徽商同为有势力的商帮。有清一朝,其商业活动遍及全国,清代后期以票号经营为代表发展至全盛阶段,之后渐趋衰落。《河东出土墓志录》一书收录了多年来运城市出[1]土的墓志铭文,作为一种较为可靠的史料,墓志铭     

苏州地区周代土墩的发掘与研究

2008年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苏州地区西北部70余座山脉发现土墩300多座。土墩均分布在山脊上,有一山一墩、一山多墩以及一山数十墩,大多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按结构可分为石室土墩与土墩墓:前者为一墩一室,有军事、祭祀、居住、墓葬等多种用途;后者均为墓葬,大多为竖穴墓,有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显示,墓葬大多为吴(越)墓葬,亦有楚墓,其中吴国王陵中存在的盗掘与毁墓现象,应与越国和楚国的报复性挖掘有关。     

山西运城“孙总理安葬纪念碑”的出土与初步研究

《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盐湖区卷》著录有一通“孙总理安葬纪年碑”,此碑现收藏在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笔者所在单位,以下称“我单位”）,但在目录和简介中,都将其错误标识为佚失碑刻。此外,对这块碑产生的背景、文字辨识（或是校对原因）等方面,著录者都留有可商榷研究的空间,所以,笔者不揣浅陋,在原著录的基础上,     

江苏昆山姜里新石器时代遗址植物遗存研究

考古遗址出土的种子、果实等植物遗存,包含丰富的信息,有助于探索古代农业和古代文明发生及发展的过程,并可为古代气候和古代植物研究提供重要线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植物遗存获取的有效方法——浮选法被介绍到国内,90年代以来,经黄其煦[1]和赵志军[2]等学者的推广,在中国考古学界得到迅速普及。关于我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探讨,融合了传统考古学[3]、植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4]的研究成果,基本认为崧泽文化以来,长江下     

江苏昆山姜里新石器时代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

姜里遗址位于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姜里村(图一),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2011年7月,因新农村建设在姜里村北开挖河道时,出土了马家浜、崧泽、良渚及马桥文化遗物,另有汉、六朝和唐宋时期遗物。2011年7～9月,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此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经过考古调查,确认遗址主要分布于姜里村中部的姜里潭东、西两岛及潭的西     

苏州古胥门调查与瓮城遗址发掘报告

苏州古胥门及瓮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为了解苏州元末明初的城市结构及营造方式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     

景德镇官窑遗珍

有人说中国的美术史近乎是陶瓷史,中国的化史也近乎是陶瓷史,此说虽有些夸张,却也透出几分道理。早在商代二里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瓷。东汉之后现代意义上的青瓷基本形成。三国两晋时,越窑已经成为全国烧瓷业的中心。隋唐时期的长沙窑烧成釉下彩绘瓷器,首开彩瓷之先河,名的唐三彩更是名噪一时。及至宋代,名窑辈出,     

江苏昆山朱墓村良渚文化水田植物遗存分析

朱墓村遗址良渚文化水田堆积中浮选-水洗出少量木炭和植物种子.其中炭化水稻的绝对数量、出土概率和标准密度均属最高.较多湿地或水田伴生杂草(如酸模叶蓼)的存在应与栽培行为相关.植硅体分析显示水田堆积的"上层"部分作为古水田的长期实际使用遗迹.植物遗存的种类和含量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朱墓村遗址温暖湿润类草原和湿地景观.良渚文化时期水田的利用程度和农业生产的强烈程度存在差异.     

江苏吴江广福村遗址发掘简报

广福村遗址位于吴江市西南58公里处的桃源镇广福村,地处江苏省最南部。它北临太湖,南与浙江省接壤,1985年由吴江市文管会在文物普查中首次发现。该遗址地势略高于周围,四面环水,原有面积4万平方米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