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早期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概况

随着13世纪蒙古军队越来越接近欧洲,欧洲人便开始注意中国的边疆地区了.在罗马教皇使节普兰·德·迦儿宾及其后继者带着关于这一地区及其民族的第一手资料返回之前,还没有任何人真正了解这一地区。在马可·波罗长期熟悉了解了这一辽阔的疆域返回欧洲以后,公众对这一地区的兴趣进一步高涨起来。但14世纪以后,欧洲对该地区的了解和兴趣又停滞不前了。只是在西伯利亚殖民化并紧接着恢复了与这些地区的接触后.欧洲才又重新燃起了对它     

史前加拿大安大略考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史前阶段,分为3个时期:古印第安时期(公元前10000[?]～公元前7000年);阿尔凯克时期(Archaic)(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1000年),伍德兰时期(Wood land)(公元前1000年始至与欧洲人接触时为止)。伍德兰时期又依次分为早期(碳—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中期(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晚期(公元500年到有史时期)。据考证,在最后一次冰期的最末或威斯康星期的某个期间,一些成群的狩猎者穿过联接西伯利亚     

东南亚史前文明的演进道路

Hutterer博士是美国密执根大学人类学教授、密执根大学博物馆东方馆馆长,著名的考古学者、人类生态学家,长期从事东南亚考古研究工作。《东南亚史前文明的演进道路》是Hutterer博士于1985年在南京国际生态环境科学讨论会上散发的重要论文(原文为英文),文中对各类东南亚史前文明模式进行了评论;他自己从考古类型学、人类学和生态学角度,并借助系统论的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方法、新颖的观点,对我国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反对資产阶級揑造者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殃及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许多民族生活中留下深刻痕迹,根本地改变了国际局势,严重地削弱了资本主义共同陣綫,大大地加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近十年来,资本主义各国出版了很多关于第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票上的西式签字

1988年秋,我正在苏州访问,一些中国的钱币学家问我,能否辨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票上的西式签字。虽然在去中国以前,我试图认出这些签名已经有些年了,但当时还无法做到。事实上,我正希望中国能有人帮我认出这些签名!经过两年多的研究,现在我已经能够释出某些签字了。     

乌拉圭地理发展近况

70年代和80年代军人统治在南美洲的盛行严重地阻碍了该地区地理科学的发展.独裁统治者曾两度在阿根廷出现,第一次是1966—1973年,第二次是1976—1983年.独裁统治于1964—1984年在巴西出现,于1973—1985年在乌拉圭出现,而智利和巴西至今仍为独裁主义者所统治.本文将简要地介绍一下近几年来乌拉圭地理的发展情况和这个国家自重新获得民主制度以来在地理各个领域的研究情况.乌拉圭的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都具有其显著的特点.乌拉圭首都为孟特维德亚,全     

彭头山等遗址陶片和我国最早水稻遗存的加速器质谱~(14)C测年

本文介绍用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Accelerafor-mass-spectrometry—~(14)C)方法,简称AMS—~(14)C方法,直接测定古代陶片中各种含碳组分的年龄,并报道对湖南彭头山和胡家屋场两遗址陶片和我国最早水稻遗存的测年结果。这是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合作的成果。陶片的碳十四测年国内外还很少有系统的研究,它提供了新的可能,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中世纪考古文化族属问题的探讨

在远东历史的诸问题中争论最激烈的是阿穆尔河(译者按:即黑龙江)中、下游沿岸地区中世纪部落的族属问题。在研究考古发掘出的8～13世纪的某些民族遗存时,中世纪史的史家们至今未能形成一致意见。 关于古代阿穆尔地区居民的族属问题,史家们虽依据同一个材料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甚至对一种考古文化,史家们也提出了不同的名称,如阿穆尔女真文化又称波克罗夫斯卡文化。 笔者认为:“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昔日人类活动的客观画卷,以及对人类历史(指考古文化)作出科学、准确的阐述。若考古学仅从形式上对考古文化进行判断,就意味着失去了科学的方法论,而停留在物质形     

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二)

d.法国:“年鉴派” 在本章中安排“年鉴派”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科学概念和“年鉴派”历史学家的实践是多层次的。一方面他们赞同上述社会史学派关于科学方法与科学知识的可能性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又与这些观点相对立。关于什么是历史以及谁创造历史。这一概念,——它曾以绝对的优势成为自兰克至今的历史科学的基础,——到他们这     

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和续编两书中若干八思巴字印章文字的订正和补释

近几年,一些文物保管部门编辑本地区所藏文物实物资料,集中刊布于世,如笔者所见印章方面的专集有《西藏历代藏印》(编著欧阳贵、其美,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吉林出土古代官印》(编者张英、任万举、罗显清,文物出版社,1992年10月)等,这为使这些历史文物对后人应发挥的教育作用,为有关学者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是件好事,值得称道。笔者最近又看到由吴钢主编的《陕西金石文献汇集》这套丛书中的《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王翰章编著,陕西省古藉整理办公室编,三秦出版社,1990年4月)和《陕西出土历代玺印续编》(王翰章、王长启编著,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