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平原型大城市居民通勤特征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为解决早晚高峰交通拥堵问题,有必要研究居民通勤特征,为城市规划、管理提供参考。本文以西安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层随机抽样法发放问卷进行调查研究,并将研究结果与东部类似城市北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西安居民通勤以公共交通为主,但地面交通中私家车高于公交车;通勤时间反映职住分离程度低于东部;以内部通勤和内向通勤为主,同时,运用引力模型对通勤流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进行计算,发现通勤流反映城市空间结构为单中心,在分析通勤特征背后原因的基础上,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治堵建议。     

尺度概念的演化与尺度的本质:基于二次抽象的尺度认识论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为了深化对尺度的理解,本文详尽梳理了目前西方研究中的尺度认知,从隐喻、实践和认识论角度对尺度进行了理解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基于二次抽象的视角,探讨了尺度的本质含义及其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尺度本质上是对基本地理维度(如地方、网络和领土)的二次抽象,是一种建构的概念,因此讨论尺度真假并无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尺度的划分不单纯是容器,而是与各种社会-权力关系相交织,并被不断重构和利用,从而形成了各种尺度化实践和尺度政治。因此,对尺度的研究和运用更应关注其解释力和影响力。最后,本文基于这一理解,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尺度概念和尺度政治课题。     

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城市地貌与地名相关性分析——以兰州市为例

以兰州市为例,使用ASTER 30米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DEM并提取了兰州市周边所有地名信息;通过收集、整理地名,主要地名类型有:滩、坪、台、山、沟、湾、屲(洼)、岭、岘、梁、岗、咀等;通过地名与地貌分析,发现兰州地名命名及分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兰州市的地形地貌,且兰州地名类型的分布随高程呈现出一定规律;每一高程面上的地名数量与该高程面上兰州市的面积变化并没形成对应关系,在1800-1900 m、2100-2800 m高程,地名数量与面积对应较好;通过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地名命名系统和地貌之间的关系,说明在我国文化地理及自然地理等学科的发展中具有融合现象。     

中国足球俱乐部空间分布变化及其影响力分析

采用GIS技术、百度大数据和相关模型,以1994、2004和2014年为时间节点,对中国足球俱乐部的空间分布格局、动态变化规律及其社会影响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1994-2014年,中国足球俱乐部主要分布在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与黄河中下游、京广沿线,分布范围扩展、集聚性先增后减;中超俱乐部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城市,集聚性逐渐增强,中甲和中乙俱乐部空间分布格局趋向均匀化;②2014年,中超、中甲和中乙俱乐部综合影响力之比为28:7:1,俱乐部影响力前三强广州恒大、北京国安和山东鲁能,影响力空间分布格局表现出明显的圈层分布特征,中西部地区俱乐部较少、影响力低,强影响力区与高密度区并不完全重合,影响力与俱乐部历史、成绩、升降级、区域足球文化相关。     

浙江省区域创新中心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区域创新中心建设对区域创新资源整合优化,发挥区域创新优势意义重大。研究运用最邻近距离、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浙江省区域创新中心空间分布、聚类特征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2013年浙江省区域创新中心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周边少,中心多"的态势,空间点分布呈现凝聚特征,空间核分布存在明显不均衡现象;各县市区域创新中心空间分布同样呈现集聚特征,且存在明显的高值与低值集聚;区域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市场各级主体的共同合作,同时还受到区域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群优势、政府政策因素以及空间邻近效应的影响。     

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的政府转型——中部小城济源的发展路径

借助对城市企业主义的简明定义,即以"企业化表述"和"企业化方式"来实施"企业化战略",通过考察中部小城河南省济源市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城市企业主义经历了由萌芽到深化的"全球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中国,城市企业主义是多重尺度共同作用的产物;市场化和全球化构成相互交织的推动力量;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直接影响城市企业主义的战略与行动内容。     

The Great Dog Massacre in Late Qing China: Debates,Perceptions, and Phobia in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Modern assessments of a well-known sign in a Shanghai park that stated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have established that the dog aspect of it was not true, but the sign remains highly visible in the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Western imperialism. Such reassessments do not seem to recognize that the sign might have meant something considerably different to Chinese and foreigners in late Qing Shanghai than it would have in later period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Dog–human relations had changed through a mix of two processes: dog-keep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and the challenges of rab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space. Under the rule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animals, health, and imperialism converged in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to destabilize the traditional roles of dogs and introduce modernity through the disciplining of both animal and human bodies and the demar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new urban spaces.     

空间联系视角的沈阳市多中心城市结构研究

以沈阳市为研究案例,借鉴国际著名团队POLYNET的研究经验并加以改良,进行了空间联系视角的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实证分析。分别从人口密度分布、就业-居住空间联系网络与企业空间组织网络三个维度来识别沈阳市的人口中心、就业中心与产业中心,综合分析这些"中心"得出四点结论:①城市核心区就业与居住中心构成十字交叉的内循环结构;②浑南新区次中心特征颇具雏形;③外围人口中心、就业中心与产业中心错位发展;④沈阳市呈现不均衡的多中心结构特征。     

城市社会区域体系结构公正配置的空间控制原理与路径

从现代人本主义思维出发,以城市社会地理学原理,即从社会空间结构与社区规划角度,探讨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的质量构成,体现在城市要满足各阶层居民(社会)生活的空间结构上。而城市(社会)生活的空间结构的健全与否取决于生活空间行为的社区体系与场所体系的空间构成上。主要体现在居民以居住为主的生活行为对立的居舍类型的可获性上。由此,不同阶层居舍类型体系是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的区域基础,其空间分布类型的可获性决定对应阶层人群能否获得以居舍为主的生活空间。本文首次从居民选择居住地行为规律以及形成的城市居舍类型空间结构演化的理念下论及城市社会区域空间体系公正配置与空间控制原理。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

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对6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6个城市流动人口融入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环渤海的青岛和沈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高,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和长三角的温州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低,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无锡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总体而言,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城市特色或性质的不同。城市规模、城市所在区域的文化特色、城市经济特征、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对于南北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差异,方言具有很大的影响,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