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城市地貌与地名相关性分析——以兰州市为例

以兰州市为例,使用ASTER 30米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DEM并提取了兰州市周边所有地名信息;通过收集、整理地名,主要地名类型有:滩、坪、台、山、沟、湾、屲(洼)、岭、岘、梁、岗、咀等;通过地名与地貌分析,发现兰州地名命名及分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兰州市的地形地貌,且兰州地名类型的分布随高程呈现出一定规律;每一高程面上的地名数量与该高程面上兰州市的面积变化并没形成对应关系,在1800-1900 m、2100-2800 m高程,地名数量与面积对应较好;通过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地名命名系统和地貌之间的关系,说明在我国文化地理及自然地理等学科的发展中具有融合现象。     

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的政府转型——中部小城济源的发展路径

借助对城市企业主义的简明定义,即以"企业化表述"和"企业化方式"来实施"企业化战略",通过考察中部小城河南省济源市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城市企业主义经历了由萌芽到深化的"全球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中国,城市企业主义是多重尺度共同作用的产物;市场化和全球化构成相互交织的推动力量;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直接影响城市企业主义的战略与行动内容。     

The Great Dog Massacre in Late Qing China: Debates,Perceptions, and Phobia in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Modern assessments of a well-known sign in a Shanghai park that stated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have established that the dog aspect of it was not true, but the sign remains highly visible in the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Western imperialism. Such reassessments do not seem to recognize that the sign might have meant something considerably different to Chinese and foreigners in late Qing Shanghai than it would have in later period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Dog–human relations had changed through a mix of two processes: dog-keep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and the challenges of rab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space. Under the rule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animals, health, and imperialism converged in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to destabilize the traditional roles of dogs and introduce modernity through the disciplining of both animal and human bodies and the demar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new urban spaces.     

空间联系视角的沈阳市多中心城市结构研究

以沈阳市为研究案例,借鉴国际著名团队POLYNET的研究经验并加以改良,进行了空间联系视角的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实证分析。分别从人口密度分布、就业-居住空间联系网络与企业空间组织网络三个维度来识别沈阳市的人口中心、就业中心与产业中心,综合分析这些"中心"得出四点结论:①城市核心区就业与居住中心构成十字交叉的内循环结构;②浑南新区次中心特征颇具雏形;③外围人口中心、就业中心与产业中心错位发展;④沈阳市呈现不均衡的多中心结构特征。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

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对6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6个城市流动人口融入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环渤海的青岛和沈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高,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和长三角的温州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低,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无锡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总体而言,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城市特色或性质的不同。城市规模、城市所在区域的文化特色、城市经济特征、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对于南北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差异,方言具有很大的影响,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南京市区活动空间总体特征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人作为信息化的主体,随着移动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通信设备的日益普及,人们在网络中遗留的带有地理空间信息的大规模"痕迹"成为重要的研究数据,并开始被地理学者广泛关注。本文尝试通过借助新浪微博,引入位置服务签到大数据分析南京市区活动空间的总体特征通过与基于城镇人口的空间等级对比研究发现活动空间等级的依赖与极化并指出信息时代下距离的二重作用是导致空间极化的最主要原因。     

北京紫禁城背景环境及其保护

伴随文化遗产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其周围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环境构成文化遗产的背景环境,应该加以妥善的保护。紫禁城的背景环境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明清北京城的整体格局是它的骨架,传统城市设计与建筑和前人对北京地区自然环境的开发成果构成它的美学和景观特色,众多文物古迹是其中的重点元素。北京城市性质发生革命突变以后,在城市规划上的缺陷造成紫禁城背景环境的改变与破坏。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确定和故宫缓冲区的建立,将净化和恢复紫禁城背景环境。     

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一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以解释。为此,本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一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的遴选评估初探

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发挥科学技术对这一领域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国家文物局通过对科研机构的遴选,建立起一批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搭建开放、共享的创新平台。笔者认为首要的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科学选取评估指标、确定指标权重、采用适当的计算方法,遴选出合适的科研机构,进入到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     

CI战略与长春城市旅游形象塑造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旅游地形象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业界人士的关注。本以长春市为例,将企业CI理论导入城市旅游形象设计中,分别从理念形象、视觉形象、行为形象三方面对城市进行整体旅游形象塑造。指出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只有实施整体旅游形象战略,建立完整的城市旅游识别系统才能赢得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