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旅游结构性增长的驱动力——基于广州和西安的比较研究

以广州和西安两个省会大城市为例,通过比较广州和西安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增长差异,指出广州城市旅游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增长,而西安城市旅游的结构性增长不明显。进一步基于层次与等级的旅游供给分析框架,解释大城市旅游结构性增长的驱动力。研究表明,城市功能和地位的提升是大城市旅游的结构性增长的主导驱动力。大城市要实现旅游的结构性增长,要重点提升旅游相关的城市功能和地位,如政治、文化、现代服务业、交通、商业和城市接待功能等,并配合旅游核心要素的建设以及旅游主题和特色的营造。结构性增长是判断大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指导大城市旅游发展的重要参照。     

上海市就业市场状况与城市犯罪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8年上海市经济普查数据和城市犯罪数据,改变以往学者以失业率描述就业市场状况的做法,构建就业市场状况指数,并将其扩展到所有行业;同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上海市就业市场状况与刑事犯罪率之间关系,结果表明:1)就业市场状况对刑事犯罪率影响显著,不同行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其中,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就业的集中会引发犯罪活动的发生。2)空间计量模型在解释就业市场状况与刑事犯罪率之间关系时,计量效果良好。3)"空间效应"是影响刑事犯罪率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来自"空间邻近效应"和"空间误差效应"。     

城市防灾避难空间安全性的评价——以北京市紧急避难场所为例

本文以城市防灾空间的关键要素-紧急避难场所为切入点,通过NDVI指数法从遥感图像中解译出适合作为紧急避难场所的绿地。同时,结合人口统计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对北京市城六区紧急避难场所的服务距离、覆盖率、人均避难面积等关键参数进行了测算。此外,研究在望京地区,通过实地调查以及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研究了影响居民避难行为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避难者的性别,年龄,避难的宣传教育,及避难标识系统等对避难者的成功避难起到了关键作用。据此,研究提出提升紧急避难场所服务水平的规划建议。     

城市回族社区的地方性——基于开封东大寺回族社区地方依恋研究

作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少数民族,回族社区的地方性在城市化过程中受到严重挑战。论文以"地方依恋"为理论模型,以开封东大寺回族社区为典型案例,对城市回族社区的"地方性"进行深入解读。研究发现,由于围寺而居和强烈的回族认同感,城市回族社区的地方性特征主要受居住时间、文化程度、年龄大小和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地方依恋较深的地方主要在"寺市并存"或距离寺市都近的街道,内部空间上存在不同的宗教知识传承模式。这为丰富社区地理尺度的地方依恋理论和揭示回族社区人地关系机制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

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是一个前后相继、不可割裂的时代。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可以纠正以往研究的缺失,丰富我们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引入到现当代史的研究,这亦是社会史研究应有的社会关怀。     

建国后30年浙江农村义务教育的历史考察——以农村民办小学为例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浙江农村义务教育经历了由萌芽、发展到兴盛的过程。与此同时,浙江农村民办小学则伴随着浙江农村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经历了由萌芽、发展到逐渐消亡的过程。一兴一衰,成为共和国历史的最好注脚。当前,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仍未能摆脱其弱势地位。对建国后30年浙江农村义务教育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我们建立一种更公正、合理的教育机制,以提升"境况最差的成员"的生命质量。     

多元的时间和空间视阈下的19世纪中国社会——几个区域社会史的例子

Should studies of social history engage in questions of important socio-political changes? The answer is undoubtedly affirmative. So far as the important changes in 19^th century China are concerned, some case studies in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have presented a picture of greater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The Ningbo case, for example, shows that when a port that has had a history of foreign trade becomes embroiled in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ers, this conflict may simply become one mode of interaction amongst many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ers. The case of Turmot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history, since it marks the reversal of 2 000 years of frequent attempts by nomadic tribes to expand southward. This trend is completely reversed by the Han nationalities’ northward immigration and reclamation, a development as significant as the Western invasion of China in terms of consequ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s. These historical traces revealed from within regions deepen our comprehension of th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consequently, such 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 may manage to provide answer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fered by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political history.     

论新时期国史的分期

新时期国史分期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科学划分新时期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关键是要解决好相关的几个问题:一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本质和主题,二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规律及其阶段性,三是新时期国史分期的标准,四是新时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阶段性意义。在认真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新时期国史可以分为全面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新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四个阶段。     

历史与人的意志支配的实践

针对人类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乎规律的客观发展过程的传统见解,本文提出正是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创造和改变了实际历史进程.历史发展的"合力论"不能成立.观察了各种理论派别对人类历史的基本理解,揭示辩证唯心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解释学、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殊途同归,都将人类历史归结为精神的发展.只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揭示了实际历史过程的实践本质,启迪历史学朝着科学认知的实践的方向发展.     

"调和"与"独行":李大钊从保守到激进的逻辑依据(1914-1921)

李大钊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转变的精神历程,是学术界多年注重的思想命题,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他前期的“调和”思想。我们认为,两者以上的调和“并立”则双美,单一则两伤。就李大钊一贯的思想脉络来看,他的民本思想不是五四时期的专利。从“散沙之自由”到“一力之独行”,李大钊的转化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