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出口贸易地理网络演化

华人网络与文化距离对中国食品行业贸易地理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首先展示中国各省份食品贸易地理网络格局及其演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东部省份以东亚和北美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中西部省份贸易网络的空间不均衡性较强,且各省份食品出口均有贸易联系强化和目的国多样化特征.其次,构建...     

恩施州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及其效应差异研究

为了回答如何判别旅游扶贫模式、旅游扶贫模式是否影响旅游扶贫效应等问题,提出了由区位—产业—文化组成的旅游扶贫资源多要素协同框架作为判别旅游扶贫模式的依据,以此为指导,利用访谈数据,将恩施州南部4县的22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划分为4种模式：优势景区依托模式、生态农业依托模式、民宿农家乐依托模式和民族文化依托模式。而后,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方差分析法比较了不同模式扶贫村居民的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差异,结果发现：①不同旅游扶贫模式村居民对经济收益、经济成本、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感知具有显著差异,说明旅游扶贫模式是影响旅游扶贫效应的因素;②与其他两种模式村相比,优势景区、生态农业依托模式村居民的旅游扶贫经济效益感知更高,同时经济、环境或社会成本感知也更高,表明旅游扶贫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较高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最后,提出了促进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工作改进的对策建议。     

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以浙江安吉为例

乡村旅游地居民是社区参与的主体,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文献回顾,引入旅游获益中介变量,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结构方程模型。以浙江安吉为例,通过实地问卷调查采集数据,探讨社区归属感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及路径。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对旅游获益和社区参与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获益是社区归属感影响社区参与的中介变量;社区归属感对社区参与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其直接效应（0．48）远远高于通过中介变量旅游获益对社区参与的间接效应（0．55×0．27）;旅游地居民对个人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家庭成员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建议和研究不足。     

极化理论视角下我国旅游发展差异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我国省际旅游发展综合指数,通过Esteban-Ray极化指数原理设计出我国旅游发展极化指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旅游发展极化现象。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旅游发展极化效应开始显现,旅游发展有向均衡方向演变的趋势,旅游发展极化与经济发展极化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我国三大区域旅游发展极化趋势,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旅游发展极化程度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     

“绩效”二元视角下高速交通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改进TOPSIS法和Super-SBM DEA模型分别测算高速交通优势度和旅游绩效,综合运用双变量LISA方法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2005—2018年长三角高速交通对旅游绩效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1)2005—2018年,长三角高速交通优势度呈现“东高西低,中间高、南北两翼低”空间格局,且趋向相对均衡化态势。(2)旅游规模高值区集中于省会城市及高速交通干线附近;旅游效率高、较高值区沿“沪宁合—沪杭—杭甬”交通干线分布明显。(3)长三角高速交通对本地和邻近地区旅游规模、旅游效率均存在显著正向驱动效应;高速交通对旅游规模正向影响的直接和间接边际效应系数均大于旅游效率,这与高速交通的“双刃性”、“虹吸效应”及“错配效应”相关。(4)经济实力、旅游资源、产业机构高级化等对本地旅游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旅游资源、人力资本对邻近地区旅游绩效呈现负向外部性。     

河谷型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质量特征及社会效应——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居民高品质生活建设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有效途径。以兰州市为例，借助步行指数从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舒适性和社会性五个维度构建城市生活空间质量指标体系，对兰州市河谷地区1221个居住小区生活空间质量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展开分析。结果表明：①兰州市城市综合生活空间质量整体偏低，呈“一主两次”的多核组团式空间结构，且具有“东高西低”的不均衡特征。②舒适性空间呈“高值—分散、低值—集中”；便利性空间呈多中心向外递减的趋势；健康性空间呈“中间高，两头低，高值偏东”格局；安全性空间呈河谷中心向外递减的趋势；社会性空间呈河谷中心高度集聚、边缘低值集中连片分布。③生活空间质量以中等质量生活空间、较低生活质量空间、低质量生活空间为主，较高生活质量次之，高质量生活空间最少。④兰州市生活空间质量分异产生了居民住房不平等与居住分异、资源配置失衡与空间剥夺、社会信任危机与社会隔离，以及居住区有机更新和空间重构等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