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评析

基于对新中国建国方针的认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利用私营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考虑,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把“劳资两利”确定为处理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基本政策。它包括保障私营企业工人的权益、保障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努力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方面内容。这一政策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伟大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为构建当代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和谐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清晰的脉络和明确的成果。在新时期中共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四个重大关头,思想解放形成了三次“大潮”和若干个“次大潮”。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即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成果。     

清末民初农会组织述论

清末民初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酝酿、兴起、发展、隐退四个阶段.其基本结构表现为组成了一个层层连接的直属组织系统;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领导体制;实行了严格的民主选举制度、议事办事原则以及定期的会议制度等.呈现出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一定程度的自治性、成员构成的复杂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基本特点.所从事的活动内容相当广泛,主要表现为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创办农业学堂;开办农业试验场;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陈列所;开展调查研究;向主管官署建议农业改良进行事宜,等等.这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1902年中葡交涉述论

1902年中葡交涉过程中,葡方先后提出扩大澳门界址、在澳门及周围各岛范围内任建工程并协助缉私、修造广澳铁路等项要求,并以承认中外新定税则和协助清政府在澳门征税缉私作为交换条件.中方对葡方企图扩大统治区域等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给以坚决抵制,使葡方的主要目标不能实现;但为了取得葡方承认新定税则和协助中方征税缉私的目的,在修造广澳铁路问题上对葡方做出一定让步.     

建国初期农具改良政策及实效分析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我国农村开展了全面的农具改良工作.政府通过建立农具管理和服务机构,兴办工厂,开展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大量增补旧农具,积极推广使用新式农具.农具改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改进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农业产量,同时奠定了农机产业的基础,为后期的农业机械化进程做了铺垫.由于对农村的具体情况和农具的实际需求了解不充分,农具设计和制造水平低,新式农具质量较低,价格偏高,技术传授和维修服务差,经营管理相对落后,新式农具推广使用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农具工作政策和措施的失误,不仅造成了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也损害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     

日伪时期的南京英美侨民及其活动

侵华日军当局在南京大屠杀后,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基于其外交政策的需要,对继续留驻在南京的英美侨民,采取表面的礼遇、利用与事实上的限制、打击的两面态度与两手政策;而英美侨民则在艰难的条件下,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南京抗战史与中国抗战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呈现出纷繁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内容与特点.这段过去被长期忽视的抗战史内容,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历史考察

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是“台独”逆流的始作俑者和首开“台独”运动先河的罪魁祸首;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在中日复交前使本国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而且在中日复交后仍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支持“台独”;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不仅变本加厉,而且呈现出民间与政界配合、右翼与政府呼应之特点。     

战后日本的新中国研究

本文以战后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体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为线索,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概要。以此,试图分析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方式、理论。     

规制缓和、结构调整与竞争效率——中日韩电力体制改革比较

本文以中国、日本、韩国电力体制改革实践为比较对象,从改革的起点、目标的选择、引入竞争的方式、电力监管、电力民营化、改革的成效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力求得到一些对深化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有意义的启示。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曾推行过“政经分离”政策。其核心是:政治台湾,经济大陆。即只承认台湾当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与日本方面旨在搞“两个中国”的图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日复交35年后的今天,“政经之争”早已不再是中日之间争论的焦点。但对如今时而“政冷经热”、时而“政经双冷”的中日关系来说,重温这段“政经之争”的历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