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遗产调研的基本方向

文化遗产调查的内容和应当追问的问题对于遗产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对于文化遗产本身的景观分布范围、社会原生背景、使用和改用状况以及对于反映人地关系和遗产压力等方面因素进行的分析,都是对遗产进行评估和处理的依据来源,这些调查内容都应被视为对遗址进行管理的基本参数来源,也是对遗址进行规划的基础。我国目前的遗产实践中尚存在遗产调查上的缺陷,主要表现为遗产调查简单化和离散化,对于遗产调查的细化和整合是亟需解决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对于遗产范围的认定、遗产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遗产本身的背景和现实处境都缺乏具有针对性的调查手段。这些问题成为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较大的障碍,而解决的途径应当是改进遗产调查模式。     

文化遗产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给遗产保护与遗产地管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旅游业对维护文化和自然遗产价值,对社会、当地群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均有影响,也给当地遗产设施发展与保护带来机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始终致力于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弘扬工作,开创有前瞻性的旅游业,承认文化多样性原则,强调旅游业在促进遗产保护等方面的有效作用。其创意城市网络主推的"善行旅游",严格遵循原真性与完整性的原则,通过对世界文化遗产、纪念碑、历史建筑、国家公园、博物馆等各类景区定期评估,提升公众关于新旅游产品及旅客稀少遗址的意识,提升参观者体验感受等多种行动,改善人群福利,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西方遗产诠释思想述要

遗产诠释是一种旨在揭示文化和自然遗产内涵及价值的行为,其功能包括遗产保护、旅游管理、休闲娱乐、教育、宣传等。对遗产诠释的研究源于美国,自提尔顿以"通过诠释,以致了解;通过了解,以致欣赏;通过欣赏,以致保护"为中心的诠释思想奠定了西方遗产诠释理论研究的基础后,遗产诠释研究随即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发展起来。现在,西方已经形成一系列的诠释理念和经验。介绍和梳理西方有影响的诠释思想,可为中国的遗产诠释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对策研究——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供求分析

进入"十二五"后,文物保护领域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其中,科学和技术成果转化问题受到了高度关注,成为当前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大热点问题。目前,由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的特殊性和相关领域科技事业发展的阶段性,文化遗产保护科技供给与需求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针对这种状况,国家应建立激励评价体制,促进文博系统内外的合作,保证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     

文化多元与社会和谐观照下的遗产保护——以两次国际博协大会决议为中心

对比2007年和2010年两次国际博协大会决议可以看出,尊重与保护文化多样性是近年国际博协的主要政策导向。决议从多个方面倡导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在遗产保护中秉持多元文化理念,加强自身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进而促进人类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     

论遗产的价值

肇始于法国的遗产保护运动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而遗产价值却一直是个近乎扑朔迷离的话题。与一般商品相比,遗产有何特殊的价值与使用价值,遗产价值如何衡量及其对对现代社会的意义都有待于思考。从某种意义上看,过去之于现在,是古为今用的过程,亦是遗产价值从神圣走向世俗的关键缘由。无论是遗产保护热、遗产研究热,还是遗产旅游热,都在判断、建构、计算与赋予这四个面相上论证着遗产的价值,进而揭示遗产价值表象下人类集团的精神实践活动。     

文化遗产 文化自觉 文化建设——追寻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

文物古迹是过去文化的载体,文化既是不同人们共同体在特定时空中适应环境与社会的结晶,也是人类曾经的生存可能性的记录,因此,文化遗产是发展的智慧资源而非包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文物与文化遗产及其价值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拓展和提高的过程,经历了由古玩、文物到全民性的文化遗产自觉的演变。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文化及历史文化遗产,既是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开的选择,也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古今中外文化大会面时代人类和谐共处、共同繁荣的前提性要求。     

辛亥遗产与南洋华侨抗战之精神动力

1931-1945年日本侵华时期,南洋华侨精英以辛亥革命为资源、以双十国庆为契机,广泛开展救国宣传和社会动员,发表政见和救国主张,在激发侨胞爱国情怀、增强侨众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过程既强化了辛亥记忆,传承了革命精神,也使辛亥遗产成为华侨参与抗战的重要精神动力。     

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安全影响因素及价值传播分析

随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丽山园"正式对外开放,管理者面临着多重的管理压力,为此以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的实际出发,将影响文化遗产管理的安全因素从地理尺度上划分为的遗产地尺度、遗址尺度和文物尺度,着重以这三个尺度为出发点分析了安全监控、遗址风貌、气候环境、人为活动等影响因素,并就如何更好地开展大遗址的文化价值传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整理国故”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是"整理国故"思潮的具体实践。郭绍虞"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的研究范式遵循了"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和"求真"精神;他对中国诗学范畴的辨析、对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和诗话研究,与"整理国故"运用新观念、新思想积极改造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相一致的。但郭绍虞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整理国故",注意恢复和发现古人的言外之意,因而显现为一种创造性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