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农具改良政策及实效分析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我国农村开展了全面的农具改良工作.政府通过建立农具管理和服务机构,兴办工厂,开展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大量增补旧农具,积极推广使用新式农具.农具改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改进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农业产量,同时奠定了农机产业的基础,为后期的农业机械化进程做了铺垫.由于对农村的具体情况和农具的实际需求了解不充分,农具设计和制造水平低,新式农具质量较低,价格偏高,技术传授和维修服务差,经营管理相对落后,新式农具推广使用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农具工作政策和措施的失误,不仅造成了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也损害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     

日伪时期的南京英美侨民及其活动

侵华日军当局在南京大屠杀后,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基于其外交政策的需要,对继续留驻在南京的英美侨民,采取表面的礼遇、利用与事实上的限制、打击的两面态度与两手政策;而英美侨民则在艰难的条件下,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南京抗战史与中国抗战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呈现出纷繁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内容与特点.这段过去被长期忽视的抗战史内容,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战后日本的新中国研究

本文以战后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体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为线索,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概要。以此,试图分析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方式、理论。     

规制缓和、结构调整与竞争效率——中日韩电力体制改革比较

本文以中国、日本、韩国电力体制改革实践为比较对象,从改革的起点、目标的选择、引入竞争的方式、电力监管、电力民营化、改革的成效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力求得到一些对深化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有意义的启示。     

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

建国初期,中共在广州构建了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在短短的4年内,广州市通过它救助了大量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基本上遏制了由于新旧转轨带来的社会危机,为新政权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救助理念和救助过程上,它体现了以往社会救助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我党的诸多特色,诸如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隐隐约约闪烁着以统一调配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时代社会政策的影子.     

"三国同谋论"分析:朝鲜战争起源的再思考

在朝鲜战争起源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朝鲜战争是在苏联、中国和朝鲜周密的共谋下发动的,这种说法后来被称为"三国同谋论".但这种说法与最近公开的资料并不相符.本文以中国、苏联的新资料为依据对以往的"三国共谋论"进行了反驳,并得出结论:中国不仅没有参加策划朝鲜战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动这场战争持不赞成的态度.     

明清西北筑城碑记的形成、特征及历史地理学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西北筑城碑记大约存有269篇,其中原碑尚存于世者32方,是研究明清西北城池史宝贵的一手资料。甘、宁、青三省现存明代碑记最有特色,有大量卫所营堡的筑城碑保留。州县碑记大多有若干时段连续的拓城记,连缀起来就是城池形态扩展的整体叙事。明清西北筑城碑记所反映的城镇类型也多种多样,州县城镇最多,卫所营堡占有一定比例,其他如驿城、巡检司城、厅城、寨城、关城都有一部分存留,非常难得。这些碑记作为第一手资料,详述了筑城过程、工程耗时、销银数量、捐资人户,对于考证原委、制度复原、社会阶层以及城镇职能与形态扩张都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确立

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思想教育,开展对剥削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思想斗争,提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逐步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取得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决定性胜利。     

就石片台面研究问题答李炎贤

石片包括了各种类型台面的石片,石片台面的分类可以视为石片分类的一种。旧石器时代考古术语需要斟酌和规范。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自李大钊开始传播唯物史观,此后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显示出自己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因而20世纪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阶段。建国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得到坚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以及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1958年以后教条化严重泛滥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进行抵制,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使史学达到新的境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批判和反思极“左”路线危害,解放思想,史学出现了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