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词》周颉小传补正

补正《全宋词》周颉小传：周颉约生于宣和五年后;号适庵;绍兴十五年中进士后至孝宗乾道年间尝为州郡教授之类学官;乾道八年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淳熙三年知德安府,五年犹在任;曾官左司郎中,不晚于淳熙十一年,十二年仍在任;淳熙十三年初秋,出为荆湖北路转运司判官,贴职为直显谟阁,十四年十月后解任;淳熙十六年正月,以朝议大夫、直显谟阁提点浙东路刑狱公事,而非“两浙提刑”;光宗绍熙元年二月,除福建路转运使,贴职晋为直龙图阁;绍熙元年至三年间,曾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至迟绍熙三年已致仕;约卒于宁宗庆元六年前后;著有《适庵集》。     

论明治宪法中议会预算审议权的形成

1889年的明治宪法是一部以天皇大权为中心的专制宪法,议会的权限有限,但是由于它被赋予了重要的预算审议权等财政权限,促使战前日本天皇制的政治体制中竞产生了政党政治。那么,宪法的缔造者——伊藤博文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权力赋予议会？有学者认为,伊藤博文等人对“宪政及各类政体的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是重要原因。而本文则通过对近世以来日本地方上存在的租税协议惯行、明治维新后地方民会和府县会的预算审议权以及宪法发布前政府及民党的宪法草案内容等进行分析,认为议会拥有预算审议权等财政权限已是当时普遍的基本的认识,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伊藤博文不可能逆社会潮流而动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上博馆藏楚简文字考释四则

上博简《周易》30号对应今本"说"之字由"又"、"兑"二部件构成,因二者发生合笔而难识,字实为"敚"之异体。《曹沫之阵》16号简原释"繲"之字应分析为从"纟"、"■",读"属",训为"连属",与"纪"为近义连文。《君子为礼》6号简原释"正"之字应释作"■"。读为"俛"。《弟子问》简5原释"连"之字应释"■",读为"略",义为要约:"■"由"■"之省体"■"变形声化而成。     

两晋东宫述论

东宫的基本架构是以皇储为核心建立的一套职官制度。作为储君的僚属,他们的人选来源也极一时之选。此外,为太子选择有才干的人作为宾友;给东宫配备相当数量的军队;重视东宫教育;在对东宫实行经济保障也是加强储君地位的重要方面。两晋还存在着皇太弟现象,但两晋发生的原因不尽相同。两晋东宫的设置是为了加强皇储地位,而在两晋皇权不甚强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这种制度与设立的初衷相悖,这也是当时政治环境变化的真实反应。     

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党风廉政建设是执政党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深入分析现阶段反腐败斗争存在的主要问题,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有效对策,以切实改进党的作风和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全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从巴黎到伯尔尼》:恩格斯的一份社会调查

对原始献和目击记录进行认真的分析,以便深入了解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真实面目,这是历史科学的传统。恩格斯的《从巴黎到伯尔尼》正是一篇具有珍贵的社会史史料价值的目击记录。在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中,恩格斯给了法兰西有关地区的风土人情以较好的评价。它是当时法国的社会情景、民间心态与自然风貌的写真,是后人研究法国近代历史的宝贵资料。     

湖北秭归何家坪遗址发掘简报

何家坪遗址位于湖北省秭归县郭家坝镇楚王井村11组。1996～200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三次对遗址进行了发掘。三次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至明代墓葬5座、灰坑3个、窑址1处,出土了陶、石、瓷、银、铜、铁等不同质料的文化遗物百余件。该遗址年代跨度长,遗存特征比较典型,是三峡地区一处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总结与评价

与国际标准模式相比较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略低于经济发展水平 ,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这一现象是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造成的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转换的客观需求 ,而且一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一直保持这一趋势。     

我国教师资格制度的法制化进程

自 1 986年起 ,我国教师资格制度开始由以行政命令、政策规定的弱强制性程度阶段向法令规定的高强制性程度转向 ,即开始了法制化的进程。先后经历了教师资格制度法制规范初步建立阶段 ( 1 986— 1 993年 ) ,教师资格制度的法制规范完善阶段 ( 1 993— 2 0 0 0年 ) ,2 0 0 0年 9月 2 3日 ,我国颁发了《〈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 ,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一整套教师资格制度的法制规范体系 ,标志着较为完备的教师资格制度的确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 ,有助于增强对我国教师资格制度法制化进程的特点和精神实质的理解 ,从而增强我们依法治教、依法治师的自觉意识。     

Memory,Identity and Aspiration: Early Modern Jewish Maps of the Promised Lan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ews began to produce maps showing the Exodus to the Promised Land. My aim in this article is to show that, through unique compositions of written biblical references and pictured symbolism (both Jewish and Christian), maps such as the Mantua map (1560s) and, a century later, the Amsterdam Haggadah [Passover] map (1695) were a means of constructing Jewish 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in the Diaspora and fostering aspiration for a second salvation through a return to Zion. I also explore the Jewish approach towards the biblical land as this was reflected in the ma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