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河图洛书与八卦起源

河图洛书,按原始涵义应为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乃伏羲画八卦、夏禹订九畴之象征性原料,非北宋图书学派之所谓黑白点数和异论伪作。伏羲是一种图腾族徽,是在由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发展的一个漫长时代的氏族长的总代表和总象征。结合文物考古中发现的“龙”,足以说明“河图”即是图腾,河图和洛书皆为中华民族的崇拜物。八卦的诞生是先民们经过长期“仰观俯察”的结果。     

宋朝的配隶法与厢军中的配军

宋朝的配军制度,是建立在配隶法基础上的强制罪犯充军的集兵制度,是宋代兵制中于募兵制之外又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配隶法自宋初实行以后,逐步成为一个内容繁杂、适用于各种犯罪的刑种。两宋时期的厢军是配军数量较多的军种,配军不仅集中分布在厢军的牢城营,而且在厢军其他重役军分和一般军分中都有较多分布。由于配隶法适用范围的泛化和枉法滥配现象的大量存在,宋朝牢城等配军军分的溢额成为一种常态,配军数量十分庞大。宋统治者之所以将罪犯配隶充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直接控制一批能够服兵役和劳役、随时听候国家调遣的人力资源,配军的存在也因此具有了其自身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     

周公"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研究

西周初年,围绕营建洛邑,周公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的概念,建构了我国古代第一个建都理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具有丰富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对中国古代都城选址乃至空间规划布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文化观念,还影响了中国数千年间的政治伦理观念。     

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陕北长城外地区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属于典型的脆弱生境地带。清代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经历了封禁、招垦、禁垦、拓垦四个阶段,这既是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在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中,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     

重商观念与晚清利权意识的演进

在近代中国,利权概念的核心内涵是经济主权,是对经济独立权的诉求。利权意识在20世纪初年的变化加重了晚清重商观念内在矛盾。利权意识的强化虽显示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勃发,但也展现了重商观念存在着偏差和不成熟的成分。     

让材料自己说话——浅论当前历史传记写作的一种趋势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束星北档案》等著作,代表了当前历史传记写作的一种趋势。《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文本近似历史叙事散文;《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的文本更接近史学论文;而《束星北档案》则类同电视记录片的文稿。这些著作共有的特点是:在修撰方式上,大量运用了第一手材料;在文本风格上,力求作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在写作理念上,坚持真实第一,尊重历史。这一趋势非常值得重视。     

安定战略与南唐方镇体制的崩解

南唐方镇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引发了方镇体制军事特质的丧失,因此南唐方镇的体制实际上已不再是原先的军政体制,而是一种新的民政体制。决定南唐方镇体制崩解的根本因素是安定战略。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在政治体制方面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