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的政府转型——中部小城济源的发展路径

借助对城市企业主义的简明定义,即以"企业化表述"和"企业化方式"来实施"企业化战略",通过考察中部小城河南省济源市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城市企业主义经历了由萌芽到深化的"全球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中国,城市企业主义是多重尺度共同作用的产物;市场化和全球化构成相互交织的推动力量;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直接影响城市企业主义的战略与行动内容。     

基于“主体功能”的新型村镇建设模式优选及聚落体系重构——藉由“图底关系理论”的探索

新型村镇建设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分别针对我国当前阶段乡村发展、国土开发的重要空间调控手段,基于主体功能思维而对聚落体系进行自上而下的分类指导应该作为促进乡村聚落有序发展的重要思维。论文借助于图底关系理论,将主体功能区作为"均质面集"的发展意图转译到县级单元内"异质面集"的主导土地用途区,并进一步聚焦到"点集"乃至"点"层面的村镇聚落体系组织与聚落建设,总结了三类主体功能区的7种主导新型村镇建设模式及对应的空间优化目标,拓展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县级以下尺度的规划指导价值,实现了不同尺度空间规划的法则演绎,为主体功能区格局下我国县域尺度的村镇聚落功能优化与体系重构提供一种思路。     

正规商业与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流动商贩是城市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正规商业不相同。本文以正规商业和流动商贩的引力可达性指数,比较两者在同一区位的可达性差异,依此将两者的空间分布关系划分为五种类型,这些类型在空间上呈同心圆、扇形与多核心相结合的分布模式。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发现以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为代表的社会力、以国际资本为代表的市场力和具有不同监管强度的政府力均对正规商业与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关系有显著影响。     

空间联系视角的沈阳市多中心城市结构研究

以沈阳市为研究案例,借鉴国际著名团队POLYNET的研究经验并加以改良,进行了空间联系视角的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实证分析。分别从人口密度分布、就业-居住空间联系网络与企业空间组织网络三个维度来识别沈阳市的人口中心、就业中心与产业中心,综合分析这些"中心"得出四点结论:①城市核心区就业与居住中心构成十字交叉的内循环结构;②浑南新区次中心特征颇具雏形;③外围人口中心、就业中心与产业中心错位发展;④沈阳市呈现不均衡的多中心结构特征。     

濒危世界遗产威胁因素分析与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对策

研究导致世界遗产"濒危"的威胁因素能够为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提供重要借鉴。对全球濒危世界遗产威胁因素定量统计发现:武装冲突、管理不力、工程建设是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自然遗产共同面临的三大威胁;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濒危因素还包括城市发展压力、不合适的维修/重建等;世界自然遗产濒危因素则还包括非法偷猎、捕捞,以及林业采伐、农业种植、放牧等农林生产活动等。中国世界遗产面临的首要威胁因素是旅游发展压力,管理问题、城市发展压力、水利工程建设等也较为突出。提出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建议:明确遗产旅游价值取向,加强高峰期游客管理,控制旅游设施建设规模;提升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探索世界遗产管理的新体系、新思路;妥善处理好城市发展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压力,积极预防极端自然灾害的破坏;严格控制世界自然遗产地内的道路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等。     

抗战时期中国沿海工厂的内迁及对内地经济的影响

抗战初期,我国沿海沿江地区民族工业大举内迁,起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到1940年夏基本结束,在后方形成八个新工业区。沿海沿江地区的民族工业大举内迁,建设后方工业基地,写下了抗战史上悲壮而光辉的一页。     

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由佘祥林“杀妻”案所引发的思考

当前对《国家赔偿法》的修订已纳入立法规划,结合佘祥林“杀妻”一案,针对目前国家赔偿法中有关国家侵权赔偿的范围仅包括实际的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由于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本文提出应扩大国家侵权赔偿的范围,将国家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纳入赔偿之列,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国家侵权赔偿制度,才能真正满足构建法制社会的要求。     

北京紫禁城背景环境及其保护

伴随文化遗产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其周围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环境构成文化遗产的背景环境,应该加以妥善的保护。紫禁城的背景环境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明清北京城的整体格局是它的骨架,传统城市设计与建筑和前人对北京地区自然环境的开发成果构成它的美学和景观特色,众多文物古迹是其中的重点元素。北京城市性质发生革命突变以后,在城市规划上的缺陷造成紫禁城背景环境的改变与破坏。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确定和故宫缓冲区的建立,将净化和恢复紫禁城背景环境。     

关于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群基址规模问题的探讨

本文从建筑群基址规模这一概念出发,对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群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探讨,既注意到建筑群基址规模随时代发展而逐渐缩小的趋势,也注意到建筑群基址规模可能是一个规制性的问题,即在大约相近的时代,同等级别的建筑群,如宫殿建筑群,其基址规模也是大体相当的。而同一时期建筑群中,等级较高的,其基址规模也比较大,因而,基址规模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不可替代的等级符号性建筑要素。从这一概念出发,本文对《周礼·考工记》中的王城规划思想做了分析,得出了更为接近古人记载的王城规划图式,并依据文献史料,发现金中都宫殿、元大都宫殿、明中都宫殿,甚至明南京圜丘坛,都采用了周回9里30步的基址规模尺度,此后的明南京、明清北京又沿袭了明中都宫殿的基址规模。而这一规制可以上溯到宋西京洛阳宫殿、宋汴梁金明池琼林苑,乃至隋唐洛阳宫城、北魏洛阳宫城的基址周回长度和基址面积规模。     

从朝鲜时代的宫中仪礼看遮日的功能和特性——以19世纪以后宫中宴享为中心

朝鲜时代宫中举行仪礼行事时,经常排设和使用一种名为“遮日”的能够隔断日射和降雨的幕构造设施。作者以19世纪以后宫中宴享为中心分析了遮日的功能与特性,详细探讨了遮日的构成、种类、材料和排设方式等具体特性,并对在宫中仪礼行事的举行地如何使用遮日加以推断性的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