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材料自己说话——浅论当前历史传记写作的一种趋势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束星北档案》等著作,代表了当前历史传记写作的一种趋势。《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文本近似历史叙事散文;《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的文本更接近史学论文;而《束星北档案》则类同电视记录片的文稿。这些著作共有的特点是:在修撰方式上,大量运用了第一手材料;在文本风格上,力求作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在写作理念上,坚持真实第一,尊重历史。这一趋势非常值得重视。     

安定战略与南唐方镇体制的崩解

南唐方镇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引发了方镇体制军事特质的丧失,因此南唐方镇的体制实际上已不再是原先的军政体制,而是一种新的民政体制。决定南唐方镇体制崩解的根本因素是安定战略。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在政治体制方面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党、革命动员和地域社会:论中共河北党组织(1928～1934)

大革命失败后,河北区域的中共党员数量急剧下降。由于国民党势力的打压,党的发展重心不得不转移至农村,党员的社会构成也由以学生为主变为更加多样化;党的大多数支部有名无实,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经费短缺,上下级组织间信息传递迟缓。因此在白色恐怖下其生存境遇相当艰难,屡遭重创。另外中共在河北区域的革命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其欲动员的工农群体,自身资源短缺亦是一重要因素。在基层,革命斗争往往异化,阶级革命经常与地缘亲缘多种因素相互缠绕。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     

水东宋氏职衔考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统治贵州水东地区,唐宋元明四朝先后封赐诸多官衔。通过对水宋氏所任职衔的研究,可充分认识其兴起、发展、兴盛和衰亡过程,也可窥见中央王朝的治黔方略及贵阳政区的形成过程。     

《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进士籍贯刊误述论

文章以列表的方式,论述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中存在的6种进士籍贯刊误现象,即:省际进士籍贯刊载互误、省内进士县际籍贯互误、进士籍贯标注字误、以俗名标注进士籍贯、以府名标注进士籍贯及以府、县二级标注进士籍贯。文章并较细致地探讨了该书出现这些刊误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继承秦汉杂述及地理志书的基础上,进入了中国古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繁盛阶段。在国家分裂,朝代更迭的背景下,各种方志层见错出。计有:"记"、"志"、"录"、"传"、"赞"、"图"等多种体例的方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现象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点有紧密的联系,结合时代特点来考察此一时期的方志,才会在总体上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华人网络与韩人网络的比较研究

通过当前韩国对于海外华人四个方面的"似是而非"认识的分析,对华商网络的倾向与特征、建设韩民族网络等问题的探讨,得出结论:韩国华侨与韩国所理解的海外华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代韩国政府希望能像中国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优势那样,使海外韩人发展成为韩国在21世纪的新的成长动力并加以利用的认识是一种错误的"乐观判断";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不只是来自爱国情,更重要的是其生存保障与利益的实现;中韩两国的侨务政策存在区别,中国致力于"护侨",而韩国的目光集中于"用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