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吹拂下的晚清民国艺术

晚清民国,中国艺术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是西风吹拂下的艺术,是中西杂陈、新旧交并的艺术,西方艺术的写实主义被引入作为革新旧艺术的利器。20世纪中叶由于社会原因,中国艺术又从写实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处于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关注社会,心系国家,把艺术革新跟社会革新、跟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内外交困",这一切也都是因为"内外交合"。     

对编纂资料性国史书的几点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为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广泛开展,一批体例各异、详略不一的资料性国史书相继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推出的卷帙浩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以下简称《日史》),就是其中之一。该书以年分卷,逐日记事,上自1949年10月1日起,下至1999年12月31日止,共计50卷。编纂者称该书是国家断代性质历史,     

国徽中的图案是谷穗还是麦稻穗

目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案有这样两种说法:一是国徽上的图案是谷穗,如《辞海》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一是国徽上的图案是麦稻穗,如蒋建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那么,国徽上的图案到底是谷穗还是麦稻穗呢?     

对旅游本质的哲学辨析

对旅游本质的正确认识是关系到旅游学科建设和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命题,然而这一问题在学术界至今未能得到很好解决。从哲学的视角来辨析,旅游的本质应是“体验”,即旅游者的异地身心自由体验。将体验视为旅游本质的理由是：体验是旅游现象所具有的最一般、最普遍、最稳定的共同属性,体验是旅游现象区别于其他现象的独特属性,体验是规定和影响旅游现象中其他非本质属性的根本,体验是旅游活动产生、变化及发展的依据,这些理由符合哲学关于本质研究的特点及规定性。     

研究彝文古籍发扬彝族文化

彝文古籍是集民族学、民俗学、原始宗教学、历史学、文学、地理学、地名学、哲学、伦理学、修辞艺术等于一身的多学科书籍。通过对彝文古籍的价值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发扬彝族文化,同时激发彝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振兴中华文化。     

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

中国公元前16世纪以前的早期铜器已在50多个地点发现500多件,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其年代最早为公元前4500年。早期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公元前4500～前2500年尝试冶炼各种原始铜合金的发生期,公元前2500～前2000年以红铜为主的发展期和公元前2000～前1600年以青铜为主的成熟期。中国古代青铜器分别起源于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     

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

元明时期新开辟的从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东路"驿道,不仅是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主要交通命脉,并且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本文首次提出了"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初步探讨了这条走廊对贵州省的建省、明清时代"苗疆"地区的"国家化"过程以及民族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古苗疆走廊"的地域及族群文化的特点等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分析。就今后推进"古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可能性问题,也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历史时期疏勒河水系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

疏勒河是河西走廊西部的重要河流,关于历史时期其水系的演变问题,前辈学者已从不同角度予以关注,但在方法与详尽程度方面仍有较大改进空间。本文在充分发掘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游记、考古材料,并结合自然科学相关研究成果,就历史时期各阶段疏勒河流域水系分布状况与演变过程进行了全面讨论,订正了一些广为流传的明显错误,并就其中涉及到的部分古代地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诸律的制作年代试探

对《二年律令》中《户律》、《赐律》、《秩律》、《置后律》及《收律》等的制作年代进行考证,证明《二年律令》中的诸律并非制作于同一时期,从而为正确运用《二年律令》提供了可供参考之处。     

西汉早期出土金缕和丝缕玉衣部分玉料材质及其加工工艺特征管窥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是我国汉代最重要和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两个王侯级墓地,两墓出土的丝缕和金缕玉衣是当时南方和中原汉王朝最重要的墓葬玉器之一。通过上手观察、显微镜拍照并利用环境扫描电镜和漫反射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技术对广州南越王墓及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部分玉片的质材和加工工艺进行了观察测试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两地玉衣的玉料均主要为透闪石质,从现存玉衣颜色及玉质结构上看,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玉料来源单一且玉质明显好于南越王墓,南越王墓玉料具有多来源的特征,玉衣中的“假玉”可能来自粤西。从南越王墓玉衣片部分切割痕迹判断,南越王墓所使用的切割工具可能接近当时的最高水平,也可能存在中原交换来源的玉材,无法排除南越王墓玉衣全部或部分在当地制作的可能;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加工工艺特征明显不同,显示两地玉衣系由不同 “玉作”体系加工完成,汉代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玉作体系,工艺水平参差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