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真碑》新考

曹真是曹魏名将,《曹真碑》历来为世所重。本文据故宫博物院藏《曹真碑》初拓本补正了故宫藏《曹真碑》实物的部分阙文;又据碑文否定了《三国志·魏书·曹真传》裴注中一条谓曹真本姓秦的注释;并从曹丕临终委托曹真辅政的史实入手深入分析了曹丕与曹真特殊的政治关系及其形成过程。     

雨花阁:乾隆朝宫廷佛堂建设主导思想论

乾隆帝崇信藏传佛教,修建了众多的佛堂,本文从雨花阁的修建原由、时间和供奉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雨花阁是清宫的佛堂中心,其供奉虽然遵循佛教经典而陈设供奉,但却渗入了浓厚的皇权思想,包涵了清宫佛堂的两大供奉主题。它揭示了佛堂背后隐藏的乾隆皇帝建设佛堂的主导思想,奠定了众佛堂发展的基调。     

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分期问题试论

历史研究需要进行科学分期,由于所研究的对象不同,因而分期的标准也不尽相同。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可分为7个时期。1900-1917年为两强凌-弱时期;1917-1931年为三国关系初次变化时期;1931-1945年为战争笼罩三国时期;1945-1949年为三国关系特殊时期;1949-1960年为三国关系再次变化时期;1960-1972年为敌友关系相互转变时期;1972-1991年为三国关系终趋正常时期。     

斯皮内利与1984年《欧洲联盟条约草案》的产生

阿尔蒂诺·斯皮内利是二战后“欧洲联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70-80年代,他为了实现共同体改革,按“宪法方式”推进一体化,积极努力建立联邦式的欧洲联盟。特别是他在欧洲议会组织“鳄鱼集团”,推动欧洲议会制定并在1984年通过《欧洲联盟条约草案》,设计了一个联邦式的欧洲联盟的框架。这个“条约草案”没有付诸实施,但对重新激活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动共同体改革和《单一欧洲法案》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东北地下抗日斗争述论

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大小不等的地下抗日组织在东北各大中小城市的秘密战线进行抗日斗争。大体可分为四个系统：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无党派地下抗日组织、以无党派人士为主而各党派人士参加其中的地下抗日组织。上述地下抗日组织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其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则不尽相同,有侧重情报的,有侧重支援配合抗日武装部队的,有侧重抗日宣传和积蓄力量、潜伏待机的,有组织、发展实力,准备武装抗日的,有专事某项活动的,有各项工作兼做的。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不屈不挠,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风亮节。东北地下抗日人员虽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持有不尽相同的政治信仰,在如何进行抗日地下斗争方面的见解、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大敌当前,他们有着同样的战斗任务——抗日救国,怀着同样的爱国心,因此,在关键时刻和生死关头,相互救助,手足情深。     

简论曹操对乌桓的征讨及意义

乌桓和袁绍势力的联合是导致曹操征讨乌桓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如何对待乌桓的问题上,曹操势力内部意见最初并不统一,但曹操最终采纳了郭嘉的建议,决定出兵乌桓。曹操北征乌桓的胜利,不仅将北疆分立的各政权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实现了对北部地区的统一,而且为整军南下,专力于对付割据江东的孙权,以及亡命南方的刘备等解除了后顾之忧,但更重要的是中断了乌桓实现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为乌桓人最终融合于汉等其他民族提供了前提。     

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

统一新罗并合了朝鲜半岛上旧属三韩的地域,没有也无意于北上占据本非三韩的高句丽故地。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主体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渤海国仅据有一部分高句丽旧地。所谓“统一新罗与渤海国的相互敌对很像一个被分割国家的南北两部分”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解。     

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特点--以总统、国会在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争论为例

通过对克林顿时期总统与国会围绕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争论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关键时刻总统和国会两院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最终总能达成共识;第二,从行政和国会与两党之间及两党相互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对经济问题的考虑是它们的共同点,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政治利益往往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第三,从政策实现的途径来分析,总统靠游说国会和呼吁公众支持来实现自己的政策,国会则靠立法来体现其主张,而且国会在大多时候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而总统则在多数时候保持反应式的决策模式。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     

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

汉代最高统治者有“皇帝”、“天子”两个正式称号 ,而正式称号的获得是通过即位礼仪来实现的。因此 ,汉代最高统治者即位就存在“皇帝即位”与“天子即位”的区分。“皇帝即位”是通过读策与授玺来完成 ,而“天子即位”外禅是通过祭天 ,内禅则是通过在柩前即位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