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陕北长城外地区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属于典型的脆弱生境地带。清代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经历了封禁、招垦、禁垦、拓垦四个阶段,这既是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在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中,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     

重商观念与晚清利权意识的演进

在近代中国,利权概念的核心内涵是经济主权,是对经济独立权的诉求。利权意识在20世纪初年的变化加重了晚清重商观念内在矛盾。利权意识的强化虽显示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勃发,但也展现了重商观念存在着偏差和不成熟的成分。     

让材料自己说话——浅论当前历史传记写作的一种趋势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束星北档案》等著作,代表了当前历史传记写作的一种趋势。《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文本近似历史叙事散文;《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的文本更接近史学论文;而《束星北档案》则类同电视记录片的文稿。这些著作共有的特点是:在修撰方式上,大量运用了第一手材料;在文本风格上,力求作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在写作理念上,坚持真实第一,尊重历史。这一趋势非常值得重视。     

安定战略与南唐方镇体制的崩解

南唐方镇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引发了方镇体制军事特质的丧失,因此南唐方镇的体制实际上已不再是原先的军政体制,而是一种新的民政体制。决定南唐方镇体制崩解的根本因素是安定战略。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在政治体制方面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党、革命动员和地域社会:论中共河北党组织(1928～1934)

大革命失败后,河北区域的中共党员数量急剧下降。由于国民党势力的打压,党的发展重心不得不转移至农村,党员的社会构成也由以学生为主变为更加多样化;党的大多数支部有名无实,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经费短缺,上下级组织间信息传递迟缓。因此在白色恐怖下其生存境遇相当艰难,屡遭重创。另外中共在河北区域的革命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其欲动员的工农群体,自身资源短缺亦是一重要因素。在基层,革命斗争往往异化,阶级革命经常与地缘亲缘多种因素相互缠绕。     

水东宋氏职衔考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统治贵州水东地区,唐宋元明四朝先后封赐诸多官衔。通过对水宋氏所任职衔的研究,可充分认识其兴起、发展、兴盛和衰亡过程,也可窥见中央王朝的治黔方略及贵阳政区的形成过程。     

雷家坪遗址出土六朝玻璃珠的相关研究

采用显微观察、X射线衍射物相分析和X射线荧光光谱成分测试等手段,对湖北省巴东县雷家坪遗址六朝时期墓葬出土的若干精美“珠饰”进行了观察和分析,阐述了它们的特征,确定其材质;并与其他遗址出土不同时期的玻璃制品进行比较,发现其配方和我国西周至汉代玻璃,以及西方传统玻璃差别甚大。结合考古背景资料分析,这批珠饰很有可能是我国古代工匠在原有玻璃技术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了外来玻璃的制造技术,在中国境内自行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