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对《文心雕龙》所涉问题的考证

《陔余丛考》是清代著名学者赵翼的一部学术笔记。赵翼十分看重刘勰的观点,在这部笔记．中,他以《文心雕龙》为依据和参照,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考证和论述。本文将之归纳为三个方面：1、对文体源流的考辨;2、对史实的考证;3、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     

雨花阁:乾隆朝宫廷佛堂建设主导思想论

乾隆帝崇信藏传佛教,修建了众多的佛堂,本文从雨花阁的修建原由、时间和供奉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雨花阁是清宫的佛堂中心,其供奉虽然遵循佛教经典而陈设供奉,但却渗入了浓厚的皇权思想,包涵了清宫佛堂的两大供奉主题。它揭示了佛堂背后隐藏的乾隆皇帝建设佛堂的主导思想,奠定了众佛堂发展的基调。     

中国封建皇帝封禅略论

在祭教合一的封建时代,皇帝举行隆盛的封禅典礼,既是构成皇权存在合理性、合法性的普遍逻辑性法则和终极依据,又是皇位正统和大一统所必须的文化表征.在儒学思想演绎和阐释下的封禅仪式过程和象征意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秩序和制度模式的构建,而且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展示.     

从三峡地区与东部平原的对比看考古学文化中的环境因素

三峡地区与东部平原的不同地理环境,导致了峡区和平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差异。古代人类对不同地理环境适应的结果,是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中的环境因素。     

侗年文化探析与开发利用

侗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传说众多,内容丰富,内涵厚重,仪式多姿,特色鲜明,并具有历史沿袭的悠久性、文化性格的复合性、文化形式的多彩性、活动时间的延长性、活动区域的宽广性等特征。本文从田野调查入手,以时代的视角与理念,对侗年的诸多文化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与阐释剖析,并结合湘黔桂鄂侗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对侗年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对策及举措。     

“As Though There Was No Boundary”: the Shipshaw Project and Continental Integration

This essay reads Munro’s 2001 story collection as embodiment of her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Beginning with a 1952 internal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reader noting “evocative and luminous phrases” in two of Munro’s earliest stories, it argues that such phrases have informed Munro’s fiction throughout her career. In Hateship, these phrasings are key to “Family Furnishings,” “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 “Post and Beam,” “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 and especially “Nettles.” There Munro structures her stories around “real facts in the making,” combining autobiographical facts and situations with her imaginative renderings of them. This collection reveals Munro at the height of her accomplished art.     

试论泰沂山北侧地区的大汶口文化

泰沂山北侧是大汶口文化分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典型遗址的分析入手,进而对该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年代、区域特征、与周围地区的文化联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具体的分期及类型划分意见。     

唐顺宗被杀说考辨

唐顺宗被杀之说由来已久,它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有三条：1．《辛公平上仙》;2．《武陵书怀五十韵》;3．当时宫廷斗争残酷及李氏父子关系不融洽。经考辨,《辛公平上仙》非王叔文集团的李谅所撰,其主旨也不是影射,而是箴戒;《武陵书怀五十韵》所引项籍杀义帝之史实,不是影射顺宗被杀,而是隐喻宪宗杀害王叔文;当时宫廷斗争主要在太子集团与王叔文集团之间进行,且顺宗始终是站在太子一边,应天顺人,宪宗对顺宗也是爱敬双奉、忠孝两全的。由此可见,唐顺宗被杀说的三条证据是站不住脚的,此说难以成立。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痛苦抉择——1946年张君劢同意民社党出席"国大"动因探微

对于自由主义者张君劢来说,他同意民社党出席1946年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抉择。他之所以这样做,客观原因．一是民社党生态的困窘．二是国民党投其所好．百般拉拢;主观原因．一是他的充满矛盾的自由主义理念。二是他的“宪法之父”的“宪政情结”．三是他的人格的分裂与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