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党、革命动员和地域社会:论中共河北党组织(1928～1934)

大革命失败后,河北区域的中共党员数量急剧下降。由于国民党势力的打压,党的发展重心不得不转移至农村,党员的社会构成也由以学生为主变为更加多样化;党的大多数支部有名无实,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经费短缺,上下级组织间信息传递迟缓。因此在白色恐怖下其生存境遇相当艰难,屡遭重创。另外中共在河北区域的革命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其欲动员的工农群体,自身资源短缺亦是一重要因素。在基层,革命斗争往往异化,阶级革命经常与地缘亲缘多种因素相互缠绕。     

水东宋氏职衔考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统治贵州水东地区,唐宋元明四朝先后封赐诸多官衔。通过对水宋氏所任职衔的研究,可充分认识其兴起、发展、兴盛和衰亡过程,也可窥见中央王朝的治黔方略及贵阳政区的形成过程。     

《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进士籍贯刊误述论

文章以列表的方式,论述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中存在的6种进士籍贯刊误现象,即:省际进士籍贯刊载互误、省内进士县际籍贯互误、进士籍贯标注字误、以俗名标注进士籍贯、以府名标注进士籍贯及以府、县二级标注进士籍贯。文章并较细致地探讨了该书出现这些刊误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继承秦汉杂述及地理志书的基础上,进入了中国古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繁盛阶段。在国家分裂,朝代更迭的背景下,各种方志层见错出。计有:"记"、"志"、"录"、"传"、"赞"、"图"等多种体例的方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现象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点有紧密的联系,结合时代特点来考察此一时期的方志,才会在总体上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华人网络与韩人网络的比较研究

通过当前韩国对于海外华人四个方面的"似是而非"认识的分析,对华商网络的倾向与特征、建设韩民族网络等问题的探讨,得出结论:韩国华侨与韩国所理解的海外华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代韩国政府希望能像中国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优势那样,使海外韩人发展成为韩国在21世纪的新的成长动力并加以利用的认识是一种错误的"乐观判断";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不只是来自爱国情,更重要的是其生存保障与利益的实现;中韩两国的侨务政策存在区别,中国致力于"护侨",而韩国的目光集中于"用侨"。     

晚清圣母圣心会中蒙古教区传教述论

本文认为,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中蒙古教区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教会的成功既在于其传教方法得当,也在于教会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怎样评价教会的传教活动,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     

史前先民的头饰习俗

依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认为史前先民对头部的装饰手法多种多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人类审美意识及淳朴的原始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同时也说明了古人对美的追求并非有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才萌生的。     

也论二里头类型二期遗存的变化——兼与王克林先生商榷

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第一期和第二期是同一种文化连续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二里头类型主要来源于豫西南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后羿属于东夷,而非西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