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本《三国志》版本略谈

由于三朝本《三国志》系经过多次补版印刷,其版式不一,对其版本的认识容易产生混乱;综合多方面资料,至少存在三种三朝本《三国志》。     

古章草书与《出师颂》

章草书,广义而言是汉代通行的隶书草写法;狭义而言是在隶草的基础上进而规范化的一种专门书体。章草书盛行于东汉末期,历经魏晋时代而渐成衰势,隋唐以后罕有书者。故宫博物院新近征得的原藏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的隋人书《出师颂》恰恰弥补了章草书发展末期的历史空缺。本文简述章草书之由来以及古代章草书家的简况,以便读者从中了解隋人书《出师颂》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隋书概说——兼议《出师颂》卷

本文分析了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状况,指出隋代北方铭刻的主要成就是逐渐摆脱了前朝篆隶书体而形成了楷书书体,南方的纸书在跃出章草畦径的过程中初步酝酿出草书的章法,楷书已成熟定法。“书”之所以能够有“法”并且成为一门高雅的艺术,是因为隋代完成了“普法阶段”,最好的例证就是智永和隋贤的存世之作。     

学习十六大精神做好对台工作

中共十六大报告有关台湾问题的分析很精辟,不但包含了我党以往行之有效的政策,而且根据目前海峡两岸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坚持、三个新意,明确了今后对台工作的思路和重点.当前,台湾的"台独"势力利用台湾岛内的省籍情结和台湾同胞"出头天"的思想,将台湾人民的台湾意识向"台独"方面引导,造成了我们统一前景的严峻形势,而"出头天"思想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台湾近500年历史对台湾民众心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只有了解和理解广大台胞的心态,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好新时期的对台工作.     

上博简《诗论》“《汉广》之智”与《诗·汉广》篇探论——并论儒家情爱观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第一部分,即《诗论》,其第10号简和第13号简都提到《汉广》一诗,并且进行了较多评析.这对于解决聚讼不已的《诗@汉广》的"游女"身份及诗旨等问题有很大启示.分析《汉广》诗意,可见诗人实在"不可得"与"不可能"之间犹豫徘徊.事物的"可能"与"不可能",并不受礼义界限的影响,而是基本上与礼义无关的事情.然而,事物的"可得"与"不可得"则是礼义影响的结果.《诗论》简,对于《汉广》一诗的评析在所有关于情爱诗篇的说解中显得尤为深刻而重要.孔子对于《汉广》的评析,与《韩诗外传》、《说苑》所记遇浣女事皆表明了孔子的情爱观.其情爱观的中心是赞成男女在礼义的范围内的情爱,提倡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于爱情大胆追求,而不是对于男女情爱予以排诋.男女间必须授受不亲"],应当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只是后儒之见,孔子之时尚未出现.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述评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当代中国的重大事件之一.中外学者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发表了一批论文及专著,整理和公布了许多资料,目前在许多问题上已达成共识,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大分歧,如关于"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动因问题、历史进程及其评价问题,对知青"返城风"及上山下乡运动终止原因等等,这些都有待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此外,在研究中还存在资料收集困难、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方法单一等困难与不足.     

郑国青铜礼乐器祭祀坑相关问题讨论

新郑祭祀遗址出土青铜礼乐器作为祭祀重器,是春秋中期郑国特殊祭祀文化的具体表现.不同遗址出土器物组合的差异,从器物层面体现了当时郑国高等级贵族间的微妙关系,轮流执政的卿大夫已经掌控了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多项国家权力,拥有和国君同等级的礼器、乐器使用权,仅在用鼎数量方面存在着差异.作为祭器的祭祀坑出土青铜礼乐器和同时期墓葬出土器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表明当时祭祀礼仪仍然严格遵循着传统礼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能将遗址出土青铜乐器与"郑卫之声"简单地等同分析.     

南宋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

史学界一般认为,以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在经学思想上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务实,在政治上主张积极改革时政,从事功的角度而言,他们与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很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陈亮、叶适等人,对王安石变法却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Interpretive field geomorphology as cognitive,social, embodied and affective epistemic practi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pistemic practices of interpretive field geomorphology—that is, the in-the-moment act of “seeing the landscape” geomorphologically. Drawing o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Wittgenstein and Merleau-Ponty, it aims to bring to light the complex, multi-dimensional, knowledge-producing process of field observ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ically the study is based on geomorphologists' accounts of their fieldwork, gather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s. By paying attention to what geomorphologists say they are doing in the field, interpretive field geomorphology is articulated as a combined cognitive, social, embodied,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 through which understanding is arrived at. The paper thus sheds light on one part of what Brierley et al. call “the dark art” of geomorp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draws out implications in terms of researcher positionality, researcher training, and offering an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for field-based pedagogies.     

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援助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之一,从1972年9月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总体来说发展顺利,但在不同时期日本采取的对华经贸政策是不同的,是不断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7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80年代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浓;90年代采取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展望21世纪发展友好的中日经贸关系仍为日本对华的主导政策,但摩擦会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