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物流企业进入中国的路径及空间网络

以国际物流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国际物流企业在中国的进入路径与空间网络构筑规律。首先,划分了国际物流企业进入中国的发展阶段,分析了其结构特征和进入扩张模式,探讨了国际物流企业进入与中国物流政策与市场门槛的关系;然后,重点考察了国际物流企业的中国网络结构,包括网络单元类型分异与功能分异,深入分析了其区位选择,重点包括企业总部和网络单元的区位选择法则与空间规律。最后,以敦豪速递为案例,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网络拓展过程与区位选择的规律。本文有助于进一步考察外资在中国的网络建设与市场拓展规律。     

领导干部问责制刍议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中心环节和切入点。近年来领导干部问责在实践和制度建设上均取得了进展,但问责主体、问责范围、客体界定、问责程序方面仍有完善的空间。为此,需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以促进领导干部问责制适应现实的需要,并为中国特色问责制度的确立奠定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对追赶式发展的继承与超越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继承和超越,这是以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为基础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发展模式由模仿型到创新型的根本性转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革命。     

2000—2009年广东省入境游客时空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研究

依据2000—2009年广东省入境旅游的相关数据,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尺度两个方面对广东省入境游客的年际变化、时间分布、空间集聚性和空间格局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除个别地级市外,广东省大部分地级市入境游客到访率年际变化稳定,年际集中指数较小,时间分布均匀;(2)入境游客空间分布地区差异,呈明显的集中型格局,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且有进一步向其集中的态势;(3)入境游客空间分布市域差异,呈现从以广州、深圳为双中心,向四周辐散的"中心双核辐射式结构"到以深圳、广州、珠海、东莞以及惠州为多中心,向四周辐散的"中心多核辐射式结构"过度趋势,空间集聚性指数下降,入境游客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均匀,市域差异有缩小的趋势。     

饕餮纹多变性研究

饕餮纹多变性的根源在于组成它的各器官的多变性。饕餮纹各器官的变形模式可总结为:不同形象同类器官间的置换,器官数量、位置、性质的变化,器官独立成纹以及器官兽化。这些变化模式突出表现了饕餮纹各器官的独立性和自由性。究其实质,独立性和自由性的根源在于这些器官来自不同的动物原型,通过分解—重组的模式将不同动物的器官集合于饕餮纹之上。而这些动物通常是与祭祀相关的牺牲和巫觋助手,它们具有人神媒介的特性,因而满足了青铜器纹饰用于沟通人神的需要。     

土遗址保护利用模式探讨——以西安地区为例

土遗址是一个较为庞大的体系,它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对其保护利用应尽量遵循原真性原则和可读性原则,其中原真性原则对应遗产保护,可读性原则对应遗产利用。西安地区土遗址保护利用模式可大致分为室内模式和露天模式。室内模式对保护遗址本身的原真性较为得力,但在原真环境保存方面有一定的欠缺,适用于经过考古发掘清理,需要展示多种遗迹现象的土遗址;露天模式在保护环境原真以及提高可读性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但应与室内模式有机地结合,才能达到理想效果,适用于原有形制不复杂,较为规整、对称的土遗址。     

青海出版业集团化发展模式略论

改革开放使青海出版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随着改革步伐的不断深入,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的需求,使得青海出版业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不断显现出来。文章从整合优势资源的视角,提出青海出版业应走集团化发展模式之路,并就相关内容进行了论述。     

“课本剧表演”走进聋生的语文教学课堂

课本剧可以激发聋生学好语文的兴趣,能培养学生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创造能力、增强聋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以及加深对课本、对生活的理解,增加与教材、社会的互动,使聋生能做到学以致用。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振兴的90年

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领导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进而走向伟大振兴的90年。大体看来,前28年侧重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为民族振兴大业创造政治前提;中30年侧重于在中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近32年侧重于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并形成体现中西文化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形态。     

基于综合可达性的北京城市增长模拟与管控模式优化

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与交通设施配置息息相关,可达性成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调控城市空间开发的重要手段。在以矢栅一体化的综合可达性测度并构建城市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对北京城市增长进行了成功模拟,透视了基于综合可达性导向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与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基于综合可达性的城市增长调控模式优化方案。研究发现：①城市增长密集发生在建成区周围可达性优越的区域,随着与城市中心的距离增加,城市增长的概率降低,反映了北京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②受城市规划与交通设施规划失调影响,可达性提升程度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城市增长开发概率,严重削弱了可达性对城市增长的引导作用;③基于综合可达性的城市增长调控模式的优化方案,要以交通设施规划为基础,并合理耦合空间规划,才能更为有效地引导城市空间良性增长并预防规划失效。基于综合可达性的城市增长模型建立与调控模式优化方案的提出,对于确立与提升交通引导城市增长的基础性地位,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