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问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对我国的启示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20世纪日本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了环境被严重污染和破坏的问题,并及时实施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扭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恶化得了较好的效果。日本的经验、教训及治理对策,对于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价值。     

区域旅游一体化的理论建构与战略设计——以京津冀为例

本文分析了区域旅游一体化的静态和动态经济效益,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了区域旅游一体化效益的产生机制,并总结了区域旅游一体化的五种主要模式。以京津冀区域为典型案例,分析了京津冀旅游一体化的背景条件和主要举措,认为京津冀旅游一体化已进入中级阶段,在扩大旅游企业市场规模、串联旅游线路体系、获取内部规模经济和本地化经济等方面已取得长足进展,未来发展的重点应集中在获取城市化经济、鼓励旅游企业跨行政区合作、建立常设性旅游管理机构等方面。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演变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五年计划或规划资料分析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动态演变过程,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政策工具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从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的角度分别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层面的主导驱动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平衡发展、优先发展和协调发展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促进区域发展战略演变的动因存在差异:平衡发展阶段考虑巩固国防、开发资源、改善交通、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和提高内陆地区人力资本;优先发展阶段考虑国家财政经济实力、治国理念、科技创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对比以及增强劳动力流动性;协调发展阶段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环境治理、协调地方政府利益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     

日本的FTA战略动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第3次FTA浪潮的掀起,日本的通商政策开始出现转变。从以多边体系为中心的通商政策,逐步转向双边、区域、多边共同推进的多层次的通商政策。日本在本地区推行以本国为中心的FTA战略,战略设计上置中国于优先顺序之外,协定内容中将农产品最大限度的采取例外处理,政策制定上又受到传统的战略盟国美国的牵制。在今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及中日FTA问题上,日本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仍将是主要障碍。而且,中日两国争相与东盟缔结FTA的结果使东盟的中心地位更加明显,长期维持这种结构会导致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的产生。     

60年来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创新发展

军事战略方针是全面计划、部署、指导平时与战时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基本依据。建国初期,我国制定了"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重点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在1993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主持制定了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即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2004年6月,中央军委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的要求。     

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

1978年,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注重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由此形成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打开对外开放的突破口。1988年4月,海南经济特区建立。1992年,开发浦东的战略开始实施。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级经济新区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加快了中国同世界潮流融合的速度,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共同利益基础越来越坚实。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走有中国特色的富民强国之路,在改革开放中与国际社会互相合作、共同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具有巨大启迪意义。     

审时度势,铸就辉煌——新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外交走过了60年辉煌的道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外交战略的演变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到20世纪60年代的"两面出击",再到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直至80年代的"全方位",演变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这一外交战略演变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新中国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在制定和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牢牢把握大局,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

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与中国工业化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总体看,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和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国抓住了当时的历史机遇,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日本外交战略的三次转变及其原因

近代以来150年间日本外交战略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军事崛起到经济崛起,以及再到政治崛起的过程,并且为此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岛国的政治文化、内部指导思想固然是决定其战略转变的主要原因,而不可忽视的是东亚的国际环境亦成为日本对外决策的重要诱因。面对21世纪,军事失败与经济成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顺应东亚一体化的趋势,实现与亚洲各国的和解,积极、平等地推动地区合作,将是日本外交战略的现实选择。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