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Sydney a Divided City Ethnically?

Recent claims that Sydney's ethnic residential concentrations are a permanent feature and that the city is rapidly turning into a city bifurcated along an ethnic divide cannot be sustained by the evidence. An understanding of multicultural policies as they operate in Australia, and of segregation as essentially a transitory phenomenon there, suggests that social bifurcation is unlikely to occur. Immigrant concentrations in the poor suburbs are nothing new, and do not imply the entrapment of ethnic groups. While immigrant residential concentrations are increasing in size, commensurate with the influx of large numbers of migrants from non‐English speaking background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claims of bifurcation are a product of the usage of birthplace data, the aggreg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to just two groups and a failure to take account of the degree of mixing. Evidence from both birthplace and ancestry data using different levels of ethnic aggregation and more appropriate analyses shows that Sydney is dominated by an intermixing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host society, and not by high levels of ethnic segregation. Ancestry data from the 2001 Census show the spatial assimilation into the host society of the grandchildren, but less so th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in Sydney with similar rates for both the white non‐Anglo‐Celtic and the Asian populations.     

中国城市的企业家精神——时空分布与影响因素

本文以每万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为代理变量,分析了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整体提升的同时,地区差异也在扩大;空间自相关显著,集聚趋势不断增强;变化强度呈西减东增的趋势。互联网设施、人口多样性、沿海区位和资源环境压力、较高的女性比重、较少的政府干预和较低的国企占比和外资占比有促进作用;未发现集聚和房价的显著影响;而平均教育水平与企业家精神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的创业类型、教育体制和内容还有待提升。     

河南省人口分布与乡镇可达性空间耦合特征

人口作为区域发展的内在因素,交通可达性提高将有利于促进人口或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在考虑土地利用及地形因素的基础上,采用包含乡村道的交通网络数据集,应用改进的成本距离计算方法,分析河南省乡镇可达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乡镇可达性与人口密度的空间叠加,揭示人口分布与可达性的空间耦合特征。结果表明：①各乡镇可达性总体呈现明显的圈层分布,可达性值由内向外逐渐降低;时段越短,内部差异越大,交通指向越明显。②乡镇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在各时间圈呈现正相关关系,可达性与人口分布集聚产生作用的最大时间距离为1.5h。③人口与交通可达性的空间耦合呈现较明显的半环状分布,社会经济指向性明显。④交通可达性对人口变化的影响具有时间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     

基于GWR模型的合肥居住地价影响因素研究

以合肥市主城区为例,基于2010-2014年居住用地的出让数据,运用地统计法、GWR模型等方法,对合肥市居住地价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合肥市居住地价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地价的峰值区分别以老城区、政务区天鹅湖及滨湖新区塘西河公园为中心呈现圈层式分布;②不同的地价影响因素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容积率对居住地价的贡献度空间差异最大,其次是宗地面积,主干路次之,交通站点对居住地价的贡献度最小;③厘清各影响因素对地价的作用机制,建立动态的数字地价模型,不仅能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重塑城市的空间结构,而且能为城市整体价值的发挥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城市建成环境对流动商贩空间分布的影响——兼议摊贩疏导区的规划选址

非正规经济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城市景观,本文以北京朝阳区为研究范围,利用流动商贩和POI等大数据,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摊贩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①高密度的消费需求是引致流动商贩集聚的首要原因,尤其是在正规商业较为缺乏的区域,流动商贩的高发态势尤为明显,政府管制没有也无法遏制这一非正规经济现象。②相较于道路网络的通达性,街区尺度的宜人性和城市功能的多样性更为显著地促进了商贩集聚,因此小巷支路是疏导区选址的理想场所。③不同用地类型对各时段的商贩空间分布具有差异化影响,可考虑在特定用地周边设置固定型、临时型等多种形式的疏导区,以实现各类城市功能的兼容并包。     

城市蔓延的多维度思考

半个多世纪以来,城市蔓延引起了广泛关注,取得了显著的研究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就城市蔓延的内涵界定、测度方法、动力机制及中国大城市空间扩张的特殊性进行讨论与辨析,认为：城市蔓延是指那种盲目而无计划的、分散而非连续性的、用地功能单一且低密度的、过度依赖机动化出行且导致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不可持续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具有复杂性、阶段性、区域性、相对性等特点;是经济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技术因素、规划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心理因素或行为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蔓延是过度郊区化的表征,是与特定的时空条件相联系的,需要从中心城区与郊区互动演进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正在从城市中心向郊区扩展,新一轮城市规划必须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化评价的思路与方法

探索了一种专门适用于中国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空间化评价的思路与方法,提出“五等级+八阶层+三视角”的分析框架。主要过程为：①以职业身份为基础划分为八大社会阶层;②基于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情况归入到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并赋分值;③选取适宜的空间尺度构建城市社会阶层评价区;④提出一种平均社会阶层水平（ASC）、社会阶层区位熵（LQSC）、阶层差异指数（ISC）的计算方法,并综合评价各社会阶层区的平均社会阶层、主导社会阶层、内部阶层差异特征。将该方法应用到广州市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社会阶层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与空间分异;不同社会经济等级人士具有各自不同的区位指向;不同评价单元内部的社会阶层差异程度各异,且与平均社会阶层水平趋势相反。该思路可为中国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的空间化研究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视角。     

高铁对中国城市可达性和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

从沿线城市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中心城市“小时经济圈”两个维度分析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利用引力模型、区位优势潜力模型、Moran指数等研究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开通显著改善了沿线城市日常可达性;高铁开通后33个沿线城市对中国261个地级市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均值降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城市交通发展不平衡性有小幅度改善;北京、武汉“小时经济圈”呈“面状蔓延”模式,上海、广州、西安的“小时经济圈”呈“轴线扩展”模式。高铁开通显著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提高,城市间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二线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增长率最高;长三角城市群区位优势最突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潜力巨大;高铁带来的扩散效应增强。最后,本文就依托高铁建设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福建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以人均GDP 作为测度指标,采用传统统计分析与ESDA相结合的方法,从时间、空间以及关联性三个方面对2005-2013 年福建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福建省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波动性增加,相对差异逐年缩小,其中福建省经济差异的最大贡献者是闽东南地区内部差异;②县域经济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但县域经济集聚性呈波动衰退状态,两级分化现象呈减弱趋势;③较发达县域沿四大交通线路呈“口”字型分布;④欠发达县域在部分省际接壤地区分布较为集中,出现经济落后走廊;⑤县域经济增长对全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表现为收敛;⑥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效应较强,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网络结构对长沙电视剧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4年-2013年长沙影视企业为制作单位的106部电视剧为样本,运用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长沙电视剧产业网络的空间结构和拓扑结构特征:1空间结构上,长沙电视剧产业网络高度开放;网络节点空间分布显著不平衡,长沙本地企业只占节点总数的9.49%,本地配套并不完备;2拓扑结构上,长沙电视剧产业网络呈现"轮辐状",核心-边缘特征明显;核心企业多为占据"出品"和"前期拍摄"环节的长沙本地企业,其中拥有"事业单位"、"企业"双重身份的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心度最高,权力最大。此外还探讨了网络空间、拓扑结构对长沙电视剧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对得出结论与国际已有研究对比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