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集中表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主要得之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变化,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大体是西欧的历史实际,将其应用于不同地区和国家历史的研究,同样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空间;"经验的事实"和"历史环境条件",既决定了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重大不同前提下不同地区和国家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存在,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清代会党的地域环境与清政府的社会控制

清代会党是清代社会经济变迁的产物,它是以破产劳动者、移民、游民为主要成分的组织。从行政区位角度来看,其活动地区大致可分为两类地区,即远离行政中心的边陲地区和横跨多个行政区划的交界地区。由于会党活动地区地形复杂,政府难以稽查与控制;地跨多个行政区划,地方政府之间各自为政,行动难以取得统一;远离控制中心的边陲地区及交界地带,行政设置滞后,政府控制力量薄弱。     

统购统销初期的粮食票证制度探析--以1953～1957年的河南为个案

1953～1957年的河南在统购统销初期实施粮食票证制度,经历了初创时期、基本成型时期、确立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粮食票证制度的形成,对于保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并成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政府初期文科与实科比例失衡的社会政治效应

南京政府所谓的“青年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它们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中国政治继续动荡的恐惧与抵制。民初以来的高等教育,其文科与实科的比例结构与社会需求之间严重失衡倾向的日益积累,导致了越来越多游离于社会生产结构之外的文科学生成为批判现实的社会科学最为热情的接受群体。当他们的切身遭遇在学理上被引向对社会制度的道德质问时,社会科学表现为20世纪30年代具有颠覆性的一种时尚。这些学生也由此为抗议南京政府的政治组织所吸纳,从而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让南京当局头痛的政治风浪。     

论《大公报》的报业观:以20世纪30年代为例

《大公报》与西方无党派报纸不同,又与中国党派报纸不同。《大公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中国政界带来一些不同声音。它重视知识分子的意见,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府,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自上而下地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透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帮会这种传统社会的怪胎,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上海得到全面的复苏和全方位的发育。上海帮会的大发展,是与上海新旧并存的社会环境、人口失控与社会失调、以及帮会与政权相互需求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适时而变”是这一时期上海帮会最为显的特点。“适时而变”使其获得了,特殊的生存空间,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但某些资本主义色彩并未改变其反社会、反现代理性与法则的破坏性本质。     

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

1895-1949年,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促使了中国东南社会的沧桑变迁及其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清末十余年是初步兴起时期,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得以萌生,慈善公益活动有了初步扩展,传统的善堂善会纷纷向近代慈善团体转变。民国是兴盛发展时期,东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团体和慈善家群体,对于民国社会的维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     

论秦汉之际的崇势利之风

崇势利是秦汉之际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社会风气。它是继春秋战国社会变革后,新兴统一封建政权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化的产物,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习俗变迁

农村作为新时期经济改革的突破口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社会习俗的相应变化。首先是在消费习俗方面的变化 ,即在服饰、饮食、居住和出行四个方面反映出的物质层面的变化 ;其次是礼仪习俗和民间信仰的变化 ,反映出在意识观念层面的变化。 2 0世纪 8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习俗的变化 ,除了体现出社会习俗的基本特征 (即具体内容的传承性和变异性并存 )外 ,还有着自己独到的特点 ,如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和不可逆性 ,在呈现多元化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不可控倾向。     

Agency and Archaeolo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light of the growing social scientific interest in agency theory, this paper sets out to examine and critically evaluate recent approaches to agency within archaeology. To this end, the paper briefly outlines the foundational theories of Pierre Bourdieu and Anthony Giddens before turning to discuss the central themes and issues that emerge from some of the more influential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agency within archaeology. Drawing from these differing approaches, this paper seeks to establish conceptual clarity in archaeological thinking about agency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intentions, consequences, meanings, and motives when seeking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ed subjectivities of historical 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