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士人夫妇生活管窥——以王崇简为例

王崇简是明清之际一个家庭观念浓厚、重视家庭生活的士人,在其《青箱堂诗文集》中留下了不少他与一妻六妾的生活记录。王崇简与妻妾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体认、践行当时社会通行的儒家礼法规范,夫妻琴瑟和谐、妻妾和美,但这样的夫妇生活状态却以女性单方面的无私付出为代价。希望籍王崇简夫妇生活个案的研究管窥明清之际士人夫妇生活的具体风貌及其家庭伦理观念。     

《论衡》:一代鸿儒的自荐书

王充视著书为文之儒为儒生的最高层次,因而以《论衡》自荐。他欲标其“异”以示《论衡》之独特价值,又不得不趋于“同”以求统治者赏识。难以排解的愤懑使得他只能从命定论中寻求慰藉。王充这种复杂的心态导致了《论衡》的诸多矛盾之处。     

西方“学者传统”的科学观述评

西方科学发展史上学者传统的科学观把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视为科学的目标和动力,认为科学是与经济利益无关的一种纯学术活动。这种科学观一方面激发了科学家投身科学、献身真理的勇气,倡导了一种纯洁的学术风气;另一方面,它又忽视了科学与社会生产之间的联系,对科学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多样化是不利的。     

学科共识、认知美德和学者角色——化解历史知识客观性问题的新思路

通常而言,客观性是客体的属性和特征,与主观性相对立。以此为对照,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就展现为历史实在论与历史相对主义之间的辩难,难分仲伯。换一种思路而言,当代新实用主义历史哲学家则认为客观性与主观性是可区分但不可分离的整体,在横向结构上,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自我、他者与世界"共在的语义三角,在纵向历程上,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也是一个不断辩证发展的过程。在社会认识论或史学社会学的视野下,在自我与他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之中,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就具有了规范性的涵义。历史知识作为一种公共性的知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就是历史学家群体之间所签订的"真之契约",是历史学家群体不断协商和试错出来的学科共识,同时也需要史家的认知美德和学者角色提供担保。     

明清时期扬州与文人治生

明清时期,扬州吸引了许多文人来治生。他们的治生途径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或依靠自身一技之长,如授徒、出售书画、占卜等取利自养,或寄迹、依托于豪门富室,文人与豪门富室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但也出现了一些变异现象,如一些文人仰富商之鼻息,自损士品,士气尽丧。文人参与治生的原因,或因举业不成,或因生计所逼,或受长辈影响,或观念开始转变,等等。     

论郑珍的“学人之诗”

郑珍是清道、咸年间著名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大量征引经学、史学、小学、考据等专门之学入诗,体现出与诗人之诗迥然不同的学理之美。回避或忽略最能体现郑珍学人之诗特征的学问诗,就很难对他的诗歌做出全面允当的评价。     

郎先锦与戴戡师生行谊考述

郎先锦与戴戡初结缘于学问相授,继而同心协力于在乡间利济桑梓;于乱局中劝勉忠义、笃行救时;多年间“共济艰难,既效于乡,犹施于国”,身处“冰山骤倾鼎沸方始之际”,也未曾置身事外。体现出传统士人的志节风骨,以及深厚的师生情谊,值得后人尊敬。     

郘亭诗论略

莫友芝,晚清诗坛宋诗派主将,郘亭诗近千首。述怀诗,塑造了一位晚清诗坛上具有进步思想、不慕荣利、不求爵禄的诗人形象;纪游诗,表现了时局的动荡,社会的黑暗,人生的艰辛;赠答诗,表达了朋辈友谊,真挚深诚的感情;山水诗,郘亭诗之精萃,以平淡的情态表现强烈的情感;记实诗,再现了清末社会生活,记载了农民起义的史实。     

曹操用儒 文定中原

东汉末年曹操能够在雄豪并起的北方脱颖而出,统一中原,传统观点普遍认为是因曹操擅长法术、善于用兵,与其谥号“武帝”相符。本文推研众多史料后发现,曹操取胜中原的关键是他在东汉末年特殊的社会背景下采取了正确的“用儒”政策,借儒家的大旗笼络了一大批以儒家名士为代表的世家大族,致使“天下忠正效实之士成愿为用”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得以逐鹿中原。     

一生蹭蹬谁人闻,聊借“祭驴”泄怨愤——从敦煌写本《祭驴文》谈起

敦煌写本<祭驴文>是一位落魄书生通过为自己的坐骑--"驴"所写的祭文,回顾了昔日伙伴蹭蹬坎坷的一生,巧妙地映射着自己仕途不顺,贫困潦倒,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艰辛,抒发了对现实社会的满腹怨愤.本文探寻了<祭驴文>的产生背景,当时坐骑和主人社会地位的关系以及历来落魄文人、诗人为何"骑驴"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