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区位过程与城市的分形形态——关于城市生长的一个理论探讨

基于中心地假设,从城市人口分布的Sherratt模型和Naroll Bertalanffy的城乡人口异速生长关系出发导出关于人口分布空间动力学和城市扩展时空过程的数学模型,然后借助Batty等关于城市生长的DLA -DBM模拟结果证明人口的区位选择过程与城市的分形形态存在着内在关系。文章提出了关于区域人口运动和城市形态演化的三个基本原理:信息火商增原理、异速生长原理和Logistic发展原理。     

乡村旅游发展与西部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初探

西部大开发,旅游业是重点,城镇化建设也是重点。乡村旅游是旅游业的新分支,也是西部旅游开发的重要方面。本文界定了乡村旅游的内涵,并在分析西部乡村旅游资源和西部城镇化进程的基础上,对乡村旅游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展促进了西部城镇化的进程,而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空间,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为了保持性村旅游于西部城镇化良性关系的协调发展,作者提出了促进二者良性互动的建议。     

从双边到三角——冷战结束前后中美印关系的变化浅析

美中印都是对亚太事务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冷战时期,美国的冷战结盟政策成为影响中美印间关系的主要因素。冷战结束后,随着亚太战略形势的变化,中美印渐形成了三角互动关系。三国间如何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进程与水资源利用响应关系研究

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构建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响应关系模型,对2001-2015年间研究区域城镇化发展进程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动态过程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主要影响因素、变化特征以及两者响应特征。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处于快速城镇化和规模扩张阶段,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水平高于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发展质量有待提升;区域用水负荷逐年增加,虽然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稳步提升,但水资源自然禀赋和开发利用程度受区域水文条件的影响显著。在2001、2005、2007、2009、2011年,长株潭区域城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水资源系统的约束。协调好城镇化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变规模外延扩张模式,以控制水资源总量、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减弱水资源系统对城镇化发展的制约,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     

人地关系研究范型：哲学与伦理思辩

人地关系研究应当具有科学范型,观念形态层次的范型就是哲学与伦理思辩,人地关系的哲学与伦理思辩经历了天命论、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征服自然论、反人类中心论后,人地关系协调论正在成为全球的共识。本文对各种人地关系思想作了概括的阐述和评价。     

基于家庭系统理论的亲子旅游动机测量研究——以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为例

传统的旅游动机测量模型主要基于个体旅游视角，无法有效解释亲子群体旅游现象。本文基于家庭系统理论，以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为例，构建了“促进家庭关系-加强儿童教育-个体正面体验-个体负面体验”的亲子旅游动机测量量表。结果表明：①研究亲子群体旅游动机需要从传统的个体旅游视角转为针对性的群体旅游视角。②亲子旅游动机具有明显的亲子性，其重要程度为“加强儿童教育 > 促进家庭关系 > 个体正面体验 > 个体负面体验”，为寻求家庭意义，家长的个体旅游体验仍然存在但却是削弱乃至牺牲和隐藏的。③不同变量下动机存在差异，但主要仍为加强儿童教育和促进家庭关系。亲子旅游动机研究以期为旅游动机理论提供新的认识。     

交通区位演化与空间开发强度的时空协同关系及其弹性识别——重庆市案例实证研究

交通区位条件是反映区域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分析其与空间开发强度之间的时空协同关系对揭示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以重庆市为例,通过指数建模、回归拟合及弹性系数等方法,揭示其间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研究区交通区位指数处于快速跃升阶段,区域差距有所缩小,空间集聚格局基本稳定;②空间开发强度指数数值整体偏低,增速差异较大,空间集聚格局呈单集聚中心向多集聚中心演进趋势;③不同类型的交通区位指数（内部、外部和综合）与空间开发强度指数均呈显著正相关,且关联性表现出不同状态;④交通区位演化与空间开发强度互动敏感程度较高,各弹性系数空间集聚格局基本一致,但其形成机理差异较大。     

民国时期意大利与中国关系的档案史料——以《陈公博访意报告书》(1938年)为例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民国时期中国与意大利关系中文研究成果与史料刊布的简要总结;第二部分介绍三种重要的中意关系新史料: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并简要说明它们对于中意关系研究的意义;第三部分是根据陈公博访问意大利的报告书来论述抗日战争初期的中意关系。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新档案的发现已为从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拓展民国时期中意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关系的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二者关系有所变化。训政前期,国民党中央通过立法原则等手段直接控制立法院;抗战期间,控制更为直接,立法院的立法权部分被替代。在这两个阶段上,立法院为维护立法权的行使,不断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表示异议,但未否决过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尚未表现出反控制的倾向。宪政准备期间,立法院出现了反控制倾向;至"行宪"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减弱,立法院独立性与反控制倾向显著增强。二者关系的变迁是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组织状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对立法权的运作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Reconsidering Donizone's Vita Mathildis: Boniface of Canossa and Emperor Henry II

Boniface of Canossa is a figu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of eleventh-century Italy. Modern historiography has almost universally argued that Boniface gained his power through a close relationship and alliance with a series of German emperors. Most accounts see Boniface's fall and eventual murder in 1052 a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breakdown of this relationship. This analysis is flawed, however, as it rests predominantly on the evidence of a single source: the Vita Mathildis by Donizone of Canossa. This document was produced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fter the death of Boniface by an author who held complex political goals, but these have not been fully considered in the discussion of Boniface.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harter sourc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onizone misrepresented Boniface's actions and that there is considerable evidence that Boniface was not a consistent ally of the German emper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