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基的美国政治体制变革观

拉斯基的美国政治体制变革观,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私人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的变革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和较为适合的角度,反映出了处于思想成熟时期的拉斯基主张和一贯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内涵。     

从张家山汉简《具律》看汉初“爵论”制度

爵位是汉代法律量刑时的一个重要标准,爵位的有无与高低决定着刑罚的减免与否。本从张家山汉墓竹简《具律》篇中有关内容出发,结合其它出土竹简及相关史料来讨论汉初“爵论”制度在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并通过与秦律作比较来探讨其变化与根源。     

从桃花山唐墓出土的青瓷俑看唐初的服饰和音乐制度

本通过对湖南桃花山唐墓出土的54件青瓷俑的分析,结合已有考古发掘成果与历史献相互印证,反映了唐代初年在民族大融合的前提下,各种化兼收并蓄,社会习俗发生了急剧变化,服饰和音乐制度亦在承袭前代基础上得到空前发展,形成了唐初特有的开放浪漫风格：衣着开放,胡服盛行,女着男装,并出现汉胡服饰相互结合的新的服饰款式一窄袖短襦下束宽大博广的长裙,农服上开始以钮扣装饰;汉胡乐器在乐队中同时出现,且数量上相互抗衡。墓中出土的伎乐俑是一支演奏“龟兹乐”的官府乐队俑,属坐部伎范畴,是唐代初年“燕乐”发展与繁荣的实物见证。     

商纣俎醢侯伯新证

战国秦汉时的文献中常言商王纣脯醢俎杀诸侯方伯,并认为这是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纣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古今不少学者对此多有怀疑。今地下出土的晚商金文及殷墟甲骨文资料可证商纣俎醢酋长侯伯并祭祀先王完全是历史事实。从殷墟卜辞看,商代从武丁起以人为牲的情况呈递减趋势。商纣俎醢酋长侯伯不是个人品质性格问题,而是殷人文化习俗观念使然。     

当代中国军队的等级制度发展沿革概况

等级制度是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制度化管理、调整军内各种人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从1952年全军统一评定“军队级别”开始,到目前实行的新军衔制度,先后在军内设置过的等级形式有11种,其中有的等级形式是军队专用的,有的是沿用了地方干部的级别。等级存在时间最长的为24年,寿命最短的只有2年。这些等级有的是在不同人员中设置,有的是在同类人员中重叠。目前人民解放军仍然有6种等级,即军衔等级、军官职务等级、文职级别、文职干部职务等级、专业技术等级、工资档次等级,是世界上等级最多的军队之一。     

网络、国家与亚洲地域秩序：华人研究之批判性反思

以华人网络、国家和亚洲地域秩序为切入点,分析和反思了海外华人研究中若干关键性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探讨了华人网络与市场、社会与国家、地方化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解构和重估了华人社会和商业网络的历史性、空间化、制度性和局限性,华人网络在与国家和市场的频密互动中发挥作用,并在这一进程中调适自身的机制和功能。     

《考工记》营国制度与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的演变

<考工记>营国制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以这一理论为标尺,可将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考察可知,<考工记>营国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是儒家描绘的一幅"理想王都"的美妙蓝图,只有在统一的封建社会盛世,才有可能将这幅蓝图变为现实.     

地方经济史本地化的优势与陷阱

中国经济史学者研究地方经济史始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之后,研究本地特色经济史已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在当前阶段,经济史中的同地研究已占主要地位,成为研究的主流。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本土化或本地化,有利于研究者发挥优势,有利于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深入发展,有利于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功能。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本地化,既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它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与动力。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经济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学风更趋朴实,但在研究中也要避免由乡土情感带来的感情和理智平衡问题造成的陷阱。     

中国国民党早期军队政工制度的演变:1924-1928

在孙中山的“党治”理念及苏联“党军”体制影响下,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后积极倡行“党在国上”、“党在军上”的政治制度,在黄埔军校教导团时代,即仿效苏联红军实施以党代表为中心、以政治部为具体实践单位、辅以自上而下建立党部的三位一体的政工制度。1925年7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这一体制在黄埔军校生为主体的军队内基本保留。因国共间的猜忌,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随着“清党”运动而产生重大变异,党代表制废除,政治训练部地位下降,军队党部更是形同虚设。试图控制军队的国民党,却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人反控,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军干政”、“军强党弱”现象,成为此后影响民国政治走向的一大因素。     

Where i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a moving project

ABSTRACT. Since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ifferent political groups have sought to mobilise regional support by identifying with the national agenda of regional preferences. There have been changing contestations appealing to north, south, center, west and east. By analysing these moving identities, one can escape a misleading homogenisation of actual multi‐strandedness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ongoing political struggles using conflicting nationalisms on behalf of diverse political agendas, some more war‐prone than others.